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6月21日播出“荆州寻珍——宋代关公塑像”，让我们穿越历史，感受国宝，分享文明，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关公身上。

宋代关公塑像（朱正明摄影）

这尊宋代关公塑像，于2005年3月在荆州市沙市区城隍庙遗址考古发掘时出土。为泥制红陶塑像，造型小巧，高约8厘米，虽然不足巴掌大，但制作却非常精美。关公塑像头呈长圆形，蚕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身着交领宽大的长袍，长袍胸前有仙鹤缠枝的纹饰，这是典型的宋代服饰特征。关公盘腿呈坐姿，可惜的是，出土时塑像腿部已经残缺。

这尊宋代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关公像、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现藏于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沙市城隍庙出土的关公像，进一步说明荆州是关公信仰最早形成的地方。

荆州不仅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三国文化的汇集地，亦三国文化之乡。而荆州三国文化的核心是关公文化，亦关府文化。

关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其戎马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美谈，他本来只是一名武将，一生奋斗的最高理想，就是匡扶汉室，一统天下。由于“对国以忠、待人以仁、交友以义、作战以勇”，最终“断首捐躯”，谱写了一曲令人感慨万千的人生壮歌。因此，千百年来，朝臣黎庶敬慕关羽“忠义仁勇”，视其为忠义楷模、诚信典范。

历代帝王出自政治上的需要为旌表忠义，对其步步加封，使关羽由人演变到神的特殊过程：“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关公从王到帝，再到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子平起平坐。并在我国形成了特有的“关公文化”现象。

关公文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忠义仁勇”方面。作为人的关羽是现代人学习的楷模，孔子著《春秋》，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仁、义、理、智、信，属于言传，而关羽读《春秋》，在乱世谱写着“忠义仁勇”的千古绝唱，则是身教。

普遍认为，关公文化“忠义仁勇”的精神内涵是儒家文化推崇的体现。而关羽镇守荆州十年间（公元209年至公元219年），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无不影响他的行为准则，其身上必然也承载着楚文化的精神。关羽虽不是楚人（山西运城解州人），但他镇守荆州十载，指挥作战、廉洁勤政、爱护民众，栖息在关羽都督府（今关帝庙）的关羽一览军政大权，是他最为称心快意的时光，更是关羽人生事业的鼎盛时期，这必然倾注关羽对荆楚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荆楚文化博大精深，底蕴十分丰厚，其中有著名的“五种精神”即：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即融会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自己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谐诚信，即追求和谐、为政以德、重在承诺的守信精神。

荆楚文化具有“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和“内圣外王”的价值目标。屈原在《离骚》写道：“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些都显示出屈原“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圣人”人格价值理想。其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世关羽“义薄云天”的价值取向。

屈原受重用时，“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遭遇排挤、疏远，甚至被流放时，也不改“前志”，不放弃对“美政”理想的追求。他始终不忍离开自己的国家，直至以身殉国为止。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多少仁人志士受到屈原精神的激励，领会到了生命的真谛，当然也包括后世镇守荆州十年的关羽。

《左传·定公》记载：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军攻破楚都郢（今荆州纪南城），楚大夫申包胥自发入秦求救，秦哀公起初不答应，申包胥便倚靠秦庭宫墙，七天七夜哭泣且歌，不绝其声，哀公感其忠诚，出兵救楚。待复国后，昭王论功行赏时申包胥皆不受赏，申包胥说自往请求秦兵，是“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有何求焉？”可谓是楚人“忠君义德”的典范。后世以“哭秦庭”为请兵抒国难之典。而这段“忠义”故事《哭秦庭》也被搬上京剧舞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庆奎饰申包胥。

《论语·公冶长第五》记载了这样一段佳话。“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令尹子文是春秋战国时楚国的名相。孔子认为，子文可上可下，忠于职守，可称得上“忠”。

其实，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且楚文化在忠君、爱国上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这些在关羽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无疑深受楚文化的影响。

令尹子文治楚时期，率先提出“从政者以庇民”的政治思想。据《国语·楚语》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令尹子文认为从政者是庇护百姓的，从政者“取富”就是取“死”，“逃富”则是“逃死”。

荆州古城，又称江陵城。关羽镇在镇守荆州的过程中，为了东御孙吴，北抗曹操，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据《江陵县志》记载：“盖先治其城郭，乃诸侯，郡守之常政。”关羽镇守荆州十年，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恩信大行，体恤士兵、关爱百姓，很得荆州民众拥护，充分体现了关羽践行“荆楚民本思想”。

关羽守荆州，最终未能守住，铸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一段历史。分析其内中原因，见仁见智。本文从荆楚民本思想分析：按照关羽当时“威震华夏”的实力与军威，完全可以乘吴军偷袭后立足未稳，重新夺回荆州城。但他来到已被吴军占领的荆州城下，关羽说：“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于是，他毅然放弃了攻城的机会，引兵西退。荆州城因此避免了一场战火的蹂躏，使荆州的百姓免受生灵涂炭。

以至关羽“断首捐躯”后，荆州百姓自发祭祀供奉关公，并把关公供为荆州的城隍爷、保护神，望其继续守护荆州城“剪恶除凶，护国保邦”，旱时降雨，涝时放睛，保谷丰民足。善男信女们在城隍庙祭拜关公神像后，往往会请一尊关公小塑像回家供奉。

关公信仰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信仰，这种信仰影响了多个朝代、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是一种充满普世价值的信仰。关公信仰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荆楚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荆楚文化中的神灵崇拜，无论在民间还是统治阶层的思想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荆楚地区的神灵崇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是一种神人共处的信仰状态。在屈原《楚辞·九歌》的诗歌中，人与神灵之间所体现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亲密关系，神灵们不是冷酷无情的暴君，他们更像是受人爱戴和尊重的家族成员。在荆楚先民的眼中，神灵是凡人的升华，这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的崇尚。据《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

在宋代，关羽经历了由人到神的转变。据介绍，这尊宋代的泥制红陶关公塑像正好是过渡时期的作品，它的创作时间很可能是关公在不断追封之前，所以更显平民化。这也正好印证了当时荆州民间信仰对关公的推崇。

据宋代陈渊《默堂集》记载：“臣尝游荆州，见荆人所以事关羽者，家置一祠，虽父子兄弟室中之语，度非羽之所欲，则必相戒以勿言，唯恐关羽之知之也。”陈渊所见“家置一祠”供奉的关公像，便是荆州百姓从城隍庙请回家的关公小塑像。也就是本期《国宝档案》中所讲述的主角。

千百年来，关公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核心渗透着“忠义仁勇”，是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文化实力的精神载体。其所包含的“大一统”思想，是实现国家统一的积极因素，也是维系全球华人的一条“精神纽带”。

（徐红恩：国家文化部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