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公文化论坛论文选登之十六

和谐世界•亚洲意识•关公文化精神

北京国财经济研究中心 乐后圣

著名评论家乐后圣先生

    摘要：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祭祀纪念炎黄二帝成为中国挖掘寻祖文化资源团结世界华侨华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构建的黄金纽带，那么，当中国向世界宣扬礼义之邦精神时，文圣孔子与武圣关公正以其具有普世价值的国家文化道德精神资源，被世界认为是全球化时代拯救重建人类道德的希望。随着中国以荣辱观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重措承担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拯救的责任与义务， 从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的天下关公第一庙瞰览东方道统兼济天下的文化精神破译， 关公文化精神资源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亚洲地区价值意识的重要核心。

   　21 世纪必将是人类文明进步迅猛发展的新阶段。在新世纪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这就要求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许多卓有成效的举措。而要使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就必须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重视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神资源。人类开始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精神文化现代化的大门，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对于中国这个道统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国家，人们的议论自然特别的多。中国道统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又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即使是一些有学问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由于各处的立场、观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作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在这些思想家之中，只有那些站在世界历史发展高度并且学贯东西的大师们，才能以宏观的世界历史眼光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屋建瓴的观照，提出洞见历史真相的真知灼见。作为致力于科学技术与文化精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则更应该以兼济天下的精神站在全球化时代的前沿，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出发，对中国道统文化进行科学的继承创新，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是我们必须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也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社会构建与和谐世界构建的重要战略举措。

关公文化精神价值诠释荣辱观教育的时代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对外开放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转型时刻，每前进一步，都要用荣辱观道德价值引导我们更好地前行。 2006 年 3 月 4 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中国国家主 席胡锦涛 先生看望出席此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 先生在讲话中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个“八荣八耻”的概括，是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的精确提炼。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实时谈话，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蕴涵着深邃而丰富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道德价值意识拯救的深刻而睿智的战略思想，有着鲜明的全球化时代背景、深厚的中国现实基础和强烈的时代使命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而急速变革、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有不安，有疑问，有困惑，甚至还有些错误的看法和主张，需要在新的实践中、新的条件下进行反思和审视，需要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密结合各行各业的工作实际和各种人群的思想实际，用坚定的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召唤、鼓舞人们。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这股浪潮把中国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发展的机遇。但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指向，交织着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在各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值得我们警醒的是，这种影响和渗透决不是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教和军事上的实力在全球大力推行它们的价值意识和发展模式，并在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也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国力是一种合力，是整体性、综合性的实力体系。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恒常的组成部分和显现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国才能在和世界的双向交流中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相反，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离开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就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文化力的支持。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整合、挖掘有利于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社会精神资源，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化，本身具有历史的厚度和道统文化的浓度，有其不容置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中国的关圣与孔圣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中国优势的道统文化资源，随着孔圣的全球祭祀以及国家对孔圣文化的重视，同孔圣文化具有同样影响的关圣文化必将肩负起时代的重任。我们应当给关公文化赋予时代的内涵，探讨其现实的价值，使之顺应时代的要求传承于当今，成为有益于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神财富。 关公的精神价值渊源要从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在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率先将关公融进佛门开始瞰览关公的人类精神价值。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由天台祖师智者大师开山振宗，大唐武皇国师神秀驻锡中兴，历代国师和宗门祖师辈出。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自开山至明清融天台、禅、净、密、律等诸宗兼容发展，得到历朝帝王和皇室赏赐、护持。古寺以“为楼者九，为殿者十八，僧舍三千七百，星云环绕，为巴楚湖湘丛林雄冠”的宏大规模厚载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史册，以致力于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而荣耀于世界具有中国文化痕迹的地方。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自明清历遭兵灾劫难，幸遇国家改革开放和现前盛世而得于重光复兴。千秋道业，百废待兴。纵览三峡，隐藏着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古老的流风遗韵，更有着我们现代人梦想回归的质朴情怀。位于三峡当阳西南的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是鼎冠东土释迦圣号——天台智者——的证法道场，它是东方精神文化史上不灭的祥瑞航灯；历代祖师融证诸法实相奥义，接引众生，为民族的安邦救危留下了千古华章。虽然玉泉寺历史的氤氲披上了层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想像中的宫阙殿宇早已坍塌，但其神圣的灵光酿育不灭的华彩，峥嵘着美丽的向往。因为那漫浴在历史河流中不屈的灵魂，必将重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瀚潮流中，恰似涌动澎湃的鲜红血脉。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华夏古文明的缩影。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你只要抓一把泥土就能从这里攥出东方文明液汁。在物质世界中踉跄蹒跚的人类，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华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悄悄兴起的“宗教寻根热”，是人们在冲破思想禁锢后的一种精神上的寻求。寻根扎佛既可构筑一座开放型的思想殿堂，也可打造一个封闭式的精神堡垒。寻根不是把浓缩在泥土中的血腥历史扒剔出来，去极度舒展人的原始野性与蒙昧；礼佛，也不是默念诗词，频频熏香，祈求佛祖保佑升官发财，一路福星；寻根礼佛更不是重筑带有封建釉彩的狭隘围墙。玉泉声振星云环，丛林鼎冠天地间。襟江带汉三千里，盖紫堆蓝亿万年。素有“三楚名山”美称的玉泉寺，位于湖北当阳县玉泉山东南山麓。为我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玉泉寺 1800 多年的历史上，高僧辈出如璀璨群星；诸宗并弘如云兴霞蔚。

   　 玉泉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隋代智者大师（智者，公元 538 — 597 年）来此，大开讲筵，宣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首创天台宗道场。《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与《法华文句》并称“天台三大部”，成为天台宗重要的理论基础。智者大师以其高远的抱负、非凡的才智，顺应着时代的潮流，融汇南北，总揽众流，批判取舍，整合创新，创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它融合印度佛道与中国思想，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把释迦佛法的根本原理形成为一种哲学体系、理论体系。天台宗理论与实践兼备，提倡“教相”与“观心”并重，扭转了“南论北禅”的局面，成为三论、慈恩、华严、禅、净、密、律八宗之首。中国天台宗的建立，开启了隋唐佛教宗派纷呈的新时代，使以后的佛教各宗派多由此而派生发展。而且，还对传统儒学、道教的思想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该宗在汉族地区虽几经兴衰，但仍延续至今。天台宗还远播海外，对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朝鲜、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及欧美的佛教和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由此开启了中国隋唐佛教宗派纷呈的新时代，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师。玉泉寺也因此成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玉泉寺也是禅宗北宗的祖庭。神秀、弘景、普寂、一行等高僧在寺创倡渐悟禅法。神秀晚年驻锡玉泉山，弘法 20 年，教化颇盛、轰动朝野，后来被恭请到洛阳，受到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礼遇，被尊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唐朝兼通天台与南山律的弘景律师在玉泉寺披剃、弘法、圆寂。他从章安的门人道素学天台，从道宣律祖学南山律，协助于阗僧实叉难陀翻译 80 卷《华严经》。此外禅宗南岳怀让、北宗曾寂、天台宗惠真皆出自其门下，而天文学家，唐密大师一行则曾在玉泉寺师从惠真，后来他被请入朝廷，协助善无畏翻译《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宋朝道源、宋绶、宋祁在玉泉寺完成禅宗重要历史文献——《景德传灯录》。宋云门宗高僧承皓也曾主持玉泉寺法席，望重一时。唐代以后，临济正宗在玉泉寺占了主导地位。至宋代，玉泉寺成为禅院。以临济为主，兼弘天台、净土。到了清代，自从莲月禅师进寺之后，十方丛林演变为子孙丛林，寺内并存临济、临济岔、曹洞三派，师徒传灯，以临济相续。智者大师在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将关公封之为守护佛法的“伽蓝神”，随着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历史上的僧众在玉泉寺内兴建天下关公第一庙，关公的盛名日高，原来只是古代荆州地区独有的关公崇拜现象，也逐渐开始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以致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关公的神话故事，国内许多庙宇中，都供奉关公为护法神。但主要还是在民间推动的，其中佛道两教与少数民族的风俗起到了很大作用。唐朝中期皇室又增加了武圣人的封号。在官方崇拜中，关公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配享者均为古今名将。建中三年（ 782 ），关公也位列其中（其他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作为太公尚父庙的陪祀，关公身死 500 年后第一次被列入国家级祭祀行列。关公生前是一名武将，由于他“义不负心”，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断首捐躯”。关公死后名声鹊起，封号不断升级，奇迹般地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历史，最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年来，朝臣敬慕关公“忠义仁勇”，视其为忠义楷模，仁勇化身。为旌表忠义，步步加封，由“候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后世百姓以“神”膜拜，景仰日深，使其“忠义仁勇”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封谥，和戏曲、文学的演义描述，一个“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善的关公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关公走上了神坛，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集神教、道教和佛教的尊位于一身。他是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所共同崇奉的全方位的万能之神、“神中之神”。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黎民，华夏神州与东瀛海外，中外同奉，上下共仰。佛门尊关公为护法伽蓝神的缘起是，隋开皇十二年（ 592 ），当阳天台智者夜梦关公显灵，承诺“吾当为力建一刹供护佛法”，并大施威力促玉泉寺成，关公在智者处受五戒，遂为此寺伽蓝神。宋代以后，关公由一宗一寺的护法神一跃而为整个中国佛教护法神，各家寺院都把关公请进自己的门槛。杭州灵隐寺、青阳九华山肉身殿、苏州西园寺、开封大相国寺，以及北京红螺寺等，至今仍塑护法关公神像。就连藏密要寺雍和宫，也在西跨院中辟有关帝殿，供奉着一尊制作精美的关公铜铸坐像。千余年来，中国各阶层、各地区的人民，在忠义精神的导引下，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抗争邪恶，维护正义，这种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民族的沃土，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因之一。 兵家尊为武圣， 关羽的一生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著称，故兵家对其都很推祟。统帅领兵治军，将校率卒打仗，凡争战之事，不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都希望自己的将校兵卒武艺高强，英勇顽强，关羽便被树为榜样而尊为武圣。 有些地方将敬奉关羽的庙宇称为武庙，庙内将关羽和岳飞合祀亦称为 “ 双关庙 ” ，民间说法，岳飞乃忠义神武的关公转世。 商界奉为财神， 在香港、澳门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集中经商的地方，几乎各大公司、各家商号、店铺均敬奉有关公的神像，商民们视关羽为能够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的财神。内地商人敬奉关羽始于明代末期，清代和民国时期更为盛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皆有境外客商云集，而晋商更是独领风骚，数量多且分布广。聚于一地的同籍客商多 以成立 “ 商会 ” 和建立 “ 会馆 ” 的方式相联络，为其自身利益服务。各地商会敬奉的主神便是关公，会馆建筑的格局则完全仿照关帝庙的式样。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建立，特别是信仰自由和政治环境的宽松，大量私营个体商户和非国有经济的商家又请出关羽这位尊神作为心理依托，期望能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常交好运。 护民伏魔尊者， 封关羽为 “ 三界伏魔大帝 ” 是明万历年间的事。此后，关公不仅成为封建朝廷官方祭祀的神祗，而且成了民间百姓供奉的神明。清初史学家兼考古学家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中说： “ 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坦，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 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在世的关羽是一个忠勇神武、义气千秋的英雄好汉；死后的关羽亦是一位镇静方隅，肃清中外，降妖伏魔的威神。唯有敬奉关公，才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样，保一家安康，四季昇平。 会门义气象征， 关羽的形象为中国历代封建社会广大中、下层群众所拥戴。到了民国时期，一些民间团体、帮会组织都十分敬仰关羽的精神和品格，赞颂他的忠义与武勇，有所谓 “ 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 ” 的说法，以关羽的忠义作为团结内部的纽带。

   　 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敬重乃至崇拜，并未在海内外华人中大幅度降温。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的华人那里，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热潮未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台湾岛面积不算太大，但全岛却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近四百座；全岛人口不足四千万人，却拥有关公崇拜者八百多万人之多。旅美华人中有一个崇奉关公的民间组织，在全美各地的分会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当然，在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之中，对于关公的崇拜和祭奉，亦非常普遍。维护和承继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这正如 于右任 先生为关公庙题的一副楹联中所说： “ 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 。 “ 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九州。阶下苍松高百尺，气冲霄汉未能休。 ” 岁月悠悠，逝而不返。关公当年赤面骑赤马厮杀疆场的雄壮场面，青灯观青史夜读《春秋》的感人情景，忠心守忠义报效蜀汉的浩然气节，都早已化为历史烟尘。但是，关公自身所具有的和被后世所叠加上的那些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却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遗产。当然，这份遗产既有精华需要借鉴、吸收和转化，同时也肯定有糟粕需要鉴别、清理与剔除。当现代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迈入那松柏森森的关公庙宇之中时，应当比我们的前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应该有更为高远的思考。在当代社会，关公文化仍有其可资利用的价值。关公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大一统”思想。关公一生奋斗的最高理想，就是匡扶汉室，一统天下。这种“志存一统”的思想包含着实现国家统一的积极因素，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在根据。关公文化已被整个中华民族高度认同，对两岸民众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是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关公文化的凝聚力，为我们统一祖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关公文化具有世界性的特点，是联结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纽带。从明代开始，关公文化就陆续传播到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和西方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关公文化在世界上又有新的发展。关公精神被更多的海外人士推崇，还被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关公文化已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从而加深了国外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这是关公伟岸的形象。“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双千古，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这是关公伟大的灵魂。“庙食盈寰，姓名走妇孺”，这是关公博大的文化精神。凝聚在关公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蕴涵着中国道统文化的精神理想，寄寓着儒学的道德精髓，融透着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维护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世界华人华侨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国家文化精神资源。

  　 中国道统文明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人所共知，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特别是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为中心的道德价值意识，早已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影响极深。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的道德精神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道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当顺应历史潮流，为发挥其现实价值贡献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亚洲的东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为世人瞩目的古代文明，留下了璀璨斑斓的道统文化。在这个道统文化的宝库中，传统道德文化熠熠生辉，尤其值得我们百倍珍惜。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任更加鲜明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形势下，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养和塑造跨世纪的德才兼备的新型人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维护和承继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关公文化是中国的道统文化，又具有世界性，因而是连结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枢纽。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和谐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根本精神

   　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根本精神，应该是中国道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它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也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它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门类都有显著体现，中国古人的一切观念、范畴、理论框架、心理习惯等等，都是由它来生发、规范和陶铸的。笔者认为，这种“一以贯之”的根本精神只有一个，那就是“和谐”精神。因为其它任何一种精神都没有、也不可能像“和谐”精神那样，渗透了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每一个细胞，包含了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一切特征的胚芽，它的影子几乎无所不在。为了说明问题，本文仅就文化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意识念和社会心理习惯等方面作一些分析，看看“和谐”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根本精神，是如何在这些方面加以体现的。当然，这只是就主体的主观方面而言，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历史的社会存在。对于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的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来讲，现在承续过去又连结未来，现在是过去的继承者，又是未来的开拓者，过去是现在的根源，未来是现在的信念，现在不能没有根源，也不能没有信念。于现在之中讲过去、想未来，这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价值意识的体现，属于重精神的理想主义型。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该消逝的东西也随之消逝，一切私欲追求，诸如功利化、物质至上主义，都将成为过眼云烟，而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价值意识却不可磨灭，它作为历史的积淀，把过去、现在、未来连结起来。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既源远流长，又充满信念，作为一根无形的精神之线，具有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功能，在当代的历史潮流中，真正能把过去、现在、未来整个进程贯穿起来的宏伟事业就是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物欲化，而是具有深层次文化蕴含的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不仅承续过去，而且也展望未来，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与中国特点的现代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承担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重任。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基本精神注重和谐，其模式是和谐文化。和谐文化要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辉，与全球和谐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自身必须完备六个内含，这六个内含如下：和谐文化是宇宙间三大和谐的综合概括，和谐文化是对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弘扬超越，和谐文化是对传统负面效应的系统清理，和谐文化是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和谐文化是中国特点现代化的深层蕴义，和谐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永恒主题。

    在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中，主张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天人和谐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主张，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人源于自然，人的理想目标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主张，人道源于天道，人命源于天命，人理源于天理，天人和谐必须以人类自身和谐为基础，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讲平天下，以世界大同为理想，旨在实现天下全人类自身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实现，是天下全人类的共同行为，无论是合理开发、利用地球上的人类资源，还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都是天下全人类的共同行为，需要人类的共同行动、齐心协力，这个问题，虽然在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中还没有清晰的表述出来，但在“平天下”的哲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在平天下的真谛天人和谐的意境中，已经孕育着这种思想的萌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和谐是宇宙间一切和谐的最高理想境界。在宇宙间三大和谐中，人从修身做起，实现人际和谐，这是宇宙间一切和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群体和谐，这是宇宙间一切和谐的核心，最后实现天人和谐，这是宇宙间一切和谐的最高理想境界。

   　和谐文化作为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基本文化模式，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是彻底否定、全部复兴，还是弘扬超越？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和谐民族，在几千年多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中，得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是多民族的团结、协调，共溶于和谐之中，和谐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合力、凝聚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重要典籍，对和谐的思想多有阐发，它作为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优秀成果，成为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中，围绕“太和”这一范畴，展开了关于和谐含义的阐发。关于弘扬文化传统，韦伯命题从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论述了同一个问题，即文化传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西方民族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促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以阻碍。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凭借着这种传统的优势，以和谐文化为纽带，能够把过去、现在、未来连结起来，对待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在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弘扬，在弘扬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超越。简单地抛弃传统，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全面的传统复兴，不能适应时代步伐，只有把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中的优秀成果，融会于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使之具备时代特色，所谓超越，就是具备时代特色，对任何传统中的优秀成果，必须加一番改造创新的工夫，才能涣发时代的生机，为新的历史时代所用，这就是对优秀传统的弘扬超越，弘扬超越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世界多元文化融会的历史潮流中，和谐文化如何面对外来文化，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和谐文化模式在发展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和谐文化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但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必须涌入人类文明成果的发展潮流中，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以自身的和谐本性，敞开胸怀，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到目前为止，所形成的文化基本上是按民族、按区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它们作为文化个体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是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没有外来进步文化的融合，必然出现落后的趋势，古埃及文化的兴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民族文化，必须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做一番符合本国特点的选择工夫，这是实现民族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通过借鉴外来文化而与时俱新，而本身又不失传统的主体面貌。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将来能不能形成人类的共同文化，这要看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定，我深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将逐步出现融合化的趋势，人类一定能达成文化的共识。和谐文化根植于传统，但不能停滞于传统之中，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模式，这种生机源自本身的和谐之性，因此才能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现代化作为全球和谐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将实现的目标，这是历史的趋势，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也将突破地域的界限，逐步融会到一起，形成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化，更不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化，只能是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这种融合化，不是一片荒原而盲目发展，其中有比较，有鉴别，有排斥，有吸收，这是文化优势的选择过程，也是一个借鉴融合的过程。在其间，和谐文化凭借基础雄厚的实力，以及和谐本性所形成的宽广的胸怀，既能优势互补、借鉴融合，又能防止盲目引进、全盘照搬，走出一条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文化发展道路。和谐文化作为传统，从过去融会于现在，而现在又将作为未来的传统融会于未来，和谐文化既是传统的文化，又是现在的文化，也将是未来的文化。在日益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趋势下，和谐文化将以其蕴含的优势，立足于中国，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永恒主题。

   关公文化的亚洲化是地区价值意识的建构趋势

　　　2004 年 9 月 3 日 亚洲世界 34 个国家的 82 个政党齐集北京，举行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亚洲复兴”成为了各国政党的共同关注的话题，人们应该意识到，亚洲世界已经处在了自身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最近的十几年里，正如人们所频繁谈起的那样，亚洲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上获得了超越其他区域的发展速度的同时，亚洲世界的内部政治合作与制度安排，也明显取得了可喜进展。在亚洲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日益增多的大趋势下，自 2000 年始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也正成为亚洲世界寻求更高程度政治合作的一部分，是对亚洲世界内部整合的进一步加强和补充。亚洲世界的政党合作，标志着亚洲世界内部合作已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也说明一种清楚的亚洲意识，正在亚洲世界得到生长、保护和传播。没有对亚洲世界的命运共同感和对一个共同的亚洲世界的向往，很难想象有这么多亚洲的政党会走到一起，为亚洲的前途进行共同谋划。在 2000 年 9 月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各国政党就共同提出了建设亚洲共同体的建议和目标。但又必须正视的是，“亚洲共同体”建设所赖以支撑的“亚洲意识”，在亚洲世界还并没有发育到十分成熟的地步，亚洲世界还需要在这方面，做出艰苦努力和有创造性的新探索。一方面，亚洲世界可以自信，相对于以往的历史经历，“亚洲意识”在亚洲已具备了深厚的物质、制度与精神的土壤。“亚洲意识”在近些年的兴起，是在该区域民族国家普遍获得独立自强的情况下产生的，从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世界的一体化经历来看，民族国家的普遍成熟，实际上反而为超越国家民族创造了可能。而从亚洲自身而言，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年内，此一区域也曾有过“亚洲意识”的思想流传与政治实践，但在一个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还普遍得不到尊重的历史年代，这种区域观念不仅没有给亚洲世界带来福音，反而成为了区域内军国主义强权的一个思想借重，给亚洲世界带来了深重苦难。

　　　但是，今天的情况已完全不同。在 20 世纪下半叶里，亚洲世界通过艰苦努力，逐渐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起了完整的国家制度系统，各民族国家普遍成熟，普遍具备了保卫自身安全和捍卫自身独立自主意志的能力。在此背景下，“亚洲意识”对亚洲各国来说，不再是压迫的工具，而是进一步解放自身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亚洲世界又要看到：在国家民族意识成熟后才发生区域意识兴起，这也意味着亚洲世界要在保守民族国家意识和超越国家民族之间寻求平衡。地区意识的生长并不必然要以国家民族意识的淡化为前提，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削弱各欧洲国家的民族特性，反而加强了各国的民族国家意识，但与此同时，一个共同的“欧洲人的欧洲”的欧洲意识，令人吊诡地也相比以往得以大大增强。如何理解民族国家意识与地区意识同时增长这种看起来不可理解的现象？实际上，欧洲是在做加法而非减法，在近半世纪以来不是寻求消灭民族国家间的差异，而是寻求建构共同知识思想和制度空间。在欧洲内部各民族国家的差异被保存的同时，各国之间的共同点也大量被创造出来，成为了联系各欧洲国家、使之合为一体的新纽带。欧洲的这种经历和经验值得亚洲世界省思和借鉴。有迹象表明，亚洲各国的领导者已经对此有所认识，而亚洲也正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在这次会议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亚秋里就说：“尽管各国政党的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这次会议并不是为了解决各政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是就共同利益的交汇点进行讨论。”一个致力于寻求和创造共同点的亚洲，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以及其他亚洲政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将使使亚洲从一个纷争的地区，变成一个合作的地区，从一个经济分裂的地区，发展成一个经济一体化的地区。亚洲的这种趋势是亚洲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曾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历史表明，不同文化间的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久远，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曾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印度古代宗教文献《奥义书》中阐述的思想于公元 3 世纪传入欧洲，丰富了处于初创阶段的基督教教义，而基督教中的轮回、隐遁、灵智等内容也无疑受过佛教的沐染。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进一步认定，欧洲的宗教来自一个很远的源泉即东方。启蒙时代的欧洲更是从中国的政治思想、制度及文化中，借鉴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内容为即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积聚智能和能量。近年来东方宗教、哲学在西方再度兴起，主要是因为西方在物质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一些人的精神世界则出现危机。物质欲望和权力意志笼罩下的西方文化相对忽视心灵的安顿和人性的完整，似乎不能解决其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许多西方人开始求诸于东方文化，认为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可以带来人的内在精神的自我解脱，可以启迪人的直觉智能，体现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西方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并有助于东西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东亚文明合作是构筑亚洲地区未来合作的关键因素，鉴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对东亚的影响以及中国周边的战略，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文明在地区合作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使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文明成为凝结东亚及亚洲认同的重要纽带。而且，权力全球化必须建立在权力地区化的基础之上。因此，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不能忽视权力地区化这个中间环节。中国要增强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文化共同体，以此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集团依托。所谓文化共同体，是指同一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组成一个同心圆似的共同体，其文化的核心亦为其实力的核心。文化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不但可以给共同体内部带来秩序和稳定，在地区范围发挥公认的影响，而且可以利用共同体这个集团作为依托同世界其他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文化共同体竞争合作。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在成为具有世界贡献的全球性大国之前，应该渡过一个以某种区域性集团为战略依托的必经阶段。我们不妨借用“扇形模式”作为描述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性战略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中国就像坐北朝南的扇轴，其东南方向面临亚洲 — 太平洋区域为扇面，同这一区域大小不一的各个国家的联系好似一根根扇柄，古老的中国谋略就像是摇动这把扇子的手。显然，中国的香港、台湾及新加坡、日本、朝鲜、韩国等受中华文明滚滚的华人圈都是构成中华文化共同体之扇的关键性扇柄。这种文化共同体成熟后，可以向经济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转化。因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安全共同体，不论是北约，还是南美共同体，无论是东盟还是美加共同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共同体成员国之间拥有共同的认同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化共同体将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权力依托资源。正如欧洲统一之父法国人让·莫内就欧洲一体化可能遇到的问题充满自信地指出：“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话，让我们从文化开始吧！”

　　　东方国家也没有因为遭受过西方国家的侵略或殖民统治，而将西方文化一律拒之门外。以东亚地区为例，东亚国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并正在东亚道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具有浓郁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主要表现为：第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大多数东亚国家从近代以来落后、贫困的历史和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切体会到，科学知识和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综合国力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东亚有过技术领先的时期，也有过至今仍让世界受益的发明创造。但在一般意义上说，传统的东亚文化甚至整个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缺乏科学分析、实证精神和理性主义，一些技术发明并没能带动科学技术的普遍繁荣，这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表现尤为明显。然而，如果科学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物质利益成为人的图腾和崇拜偶像，则这种理性就会压抑人的价值、目的和主体性，科学理性就会退化、萎缩，人的本质也会因劳动异化而出现异化。东亚国家注重取二者之长，协调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第二，个体精神与集体精神相结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个人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个人利益也得到更多的确认和保护，但东方民族的家庭观念、集体观念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集体主义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对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个性化、无序化现象显扬的有效制约和引导。如果放任个人自由主义蔓延和国民意识淡薄，不但会使东亚国家长期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崩溃，而且还会导致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陷入困境。经过发展的集体主义不同于传统的集体主义，它既维护了整体，又照顾了个体，是整体与个体的有机统一。第三，竞争精神与和谐精神的结合。东亚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学习了西方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勇于开拓的精神，同时也逐步意识到道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保持和谐、亲密关系的自然主义，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或缓解环境、资源遭到过度破坏、社会心理高度紧张带来的问题，认为可持续发展才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东亚文化模式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在保留自己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结果，从总体上说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交流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的进一步缓和。

　　　冷战的结束拆除了阻碍不同地区、不同制度国家交流的樊篱，为文化流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又冲淡了许多国家之间的界线，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大幅度改变了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量、流速，人类第一次拥有如此便捷、普及的文化交流手段。从理论上说，互联网络既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同时也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参与精神的新生活方式。人们在宣传自己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文化的世界和世界的文化似乎越来越联为一个整体。然而，在地理、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文化地图又分化为数个彼此衔接的文化区域。各区域内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文化流动更为频繁。与正在形成的各经济区域相对应，当前的文化区域大致可分为欧洲区、美洲区、亚洲区以及非洲区等。文化区域主义，主要是指存在特定文化关系的同一地区或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出于文化及其它方面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为了给区域内国家展开广泛、深入的相互合作创造更好的氛围和条件，并使本区域文化在同其它区域文化的比较中展现出不同的内涵和活力，在加强本国文化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同有关国家的文化交往与合作的思想观点和表现。蓝色的太平洋一如既往却越来越深刻地将亚洲国家的命运拴在了一起，大力推动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甚至在西方文化浇灌下成长起来并长期将欧洲作为战略重点的美国比任何时候都强调自己是亚洲国家。美国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美国强烈的亚洲情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而其副手、分管亚洲事务的温斯顿·洛德则直率地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与内政之间的关联在亚洲比其它任何地区都要显得密切。”与美国有意将太平洋变成由美国文化控制的内湖不同，更多的国家希望以现有的多元文化为基础，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质、照顾各方文化利益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平等交流，共同建设东西文化互补、富有朝气的区域文化即以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在突飞猛进的区域经济的带动下，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时代将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继古代地中海文化时代和近现代大西洋文化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标志性文化时代。

亚洲意识亟待关公文化精神复兴亚洲文化运动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理应为人类进一步发展服务。文化输出本身无可厚非，因为没有输出也就无所谓交流。问题的关键在于，输出是为了加深彼此间的理解、信任，以文化沟通、交流带动共同发展，还是为了改变他国的文化模式、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从中谋取阶级、国家或社会集团的私利。后者与其说是文化输出，不如说是文化侵略。某些西方国家深谙文化上取胜即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前苏联等国意识形态的迷失，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西方的政治家和文化战略家。冷战结束后，“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直指对象。

　　　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翻版，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的突出反映。它主要表现为纵向的文化霸权即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以及横向的文化扩张即强行扩大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影响范围。以美国为例，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面对日渐发展的多极力量，美国对自己能否确保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无担忧。为此，美国国内曾掀起过关于美国实力、地位问题的大辩论，结果“上升论”更充分地表达了美国决策层的心声：美国除拥有军事、经济优势和明显有利的战略态势外，还拥有文化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美国可以利用这些优势确保下个世纪继续是“美国的世纪”。此外，经济的持续景气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助长了美国推行文化渗透、扩张的气焰。美国一面加强外国文化进入美国的限制，一面大力拓展并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据统计，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已不再是农作物和工业制成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和书刊等。 1996 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 602 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美国还大力发展全球卫星视听系统，以宣扬美式民主、自由观念。仅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国广播公司等几大媒体发布的信息量，就相当于世界其它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 100 倍。事实上，在网络硬件、软件及网络信息传输等方面，美国当前仍处于主导地位，与其它国家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势差。以绝对的信息优势为基础，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域宣扬美式文化或攻击他国文化。美国还特别重视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寻找文化“接口”，通过多种途径培植亲美文化势力。尼克松曾说过，“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为增强对亚洲国家的攻心战效果，美国不惜斥钜资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用多种语言不间断地向区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煽动性广播。美国自负地认为，“信息革命击碎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帮助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没有一个专制者能够在美国有线新闻网向其国家播放节目时长期安然无恙地存在下去”。此外，美国还不断鼓吹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有限、人权高于主权，以及国家间不设防等论调，为其文化扩张制造舆论和理论依据。有文化扩张就有文化保护，对于美国文化的泛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注意维护文化主权，甚至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国等国也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法国还做出决定，取消街道上的英文字母，一律换用法语，并正式提出“保护法语”的口号，其主要意图之一在于防止美国文化对法国的侵袭。欧盟与美国也就文化产品进入权等问题长期争执不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都不同程度地抵制了美国文化。韩国更是坚持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并树起“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旗。关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坚持认为，韩国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但同时韩国必须重新发掘自己道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必须培育一种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在美国等少数国家咄咄逼人的文化攻势面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力不足以及经济、文化处于转型期等原因而显得较为被动。但多数国家都已认识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使整个区域美国化并使其成为美国的附庸。这深刻揭示出当前东西方国家主权斗争的文化性质，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提供了精神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意识”既是亚洲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确保社会稳定和抵抗泛西化浪潮影响的现实需要，也是它们利用自身现有文化资源，试图以“非西方”的价值意识抵制西方的价值意识，从而达到团结国内各民族力量、积极抗御外侮的精神体现。亚洲国家捍卫本国、本地文化和主权的坚定立场，与美国构筑文化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西方为中心、以东方为边缘的大西洋时代延续了 4 个世纪后，历史将机遇推到了亚洲地区的面前。对大西洋文明烂熟于心的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带着对世界文明的终极关怀，预言“在人类的下一个阶段，西方将把其主导权移交给东亚”。汤因比信奉文明有机体理论，对文明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有一种独到的感知能力。但在展望一个新文明有机体横空出世的同时，也隐隐透露出对旧文明机体可能逐渐从历史舞台中心位置淡出的遗憾。事实上，文化运动和社会经济、政治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统一性。以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兴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中国的发展和东亚的腾飞又是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兴起的信号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遵循新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各子系统应当和平共处，一律平等。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而各国文化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理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由于多种原因，现在亚洲地区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上不平等的现象。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势必严重阻碍国家间的平等交往与合作，违背国家利益共存的趋势，并可能在客观上鼓励少数国家推行文化扩张和强权政治的政策，从而最终会损害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不要自负，发展中国家也不要自卑；西方国家要自省，东方国家要在现有基础上更加自强。文化平等是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区别于旧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各子系统之间应当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如果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存在并继续发展，其自身必定包含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列宁曾经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进步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而且，文化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有进步，在交流中才能有发展。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应取不同文化之长补自己文化之短，这样才能推动各种文化进一步完善，同时拉近各国在文化及其它问题上的距离，扩大各国共同的利益基础，密切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学习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闭关自守主义倾向。两种倾向在亚洲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前者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无视其它文化的优长，认为文化交流就是以自己的文化同化其它文化。后者则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文化必然会影响本国文化的生存并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全，因而产生强烈的排外情绪并拒绝文化交流。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会以种种形式加剧国家间的分歧或矛盾。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是文化的生命，个性不同的文化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想、智能及人文环境。民族性鲜明的文化才是最具交流价值的文化，各国文化决不能因文化的交流而弱化本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处于文化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增强文化鉴别能力，抵制外来文化的倾销甚至扩张，防止造成本国、本民族个性文化的混乱或衰败。多年以来，中国在继承优秀道统文化和充分考虑实际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而成为坚持文化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典型范例。总之，共性离不开个性，只有各国个性文化的活跃、繁荣，才有亚洲地区文化的整体繁荣。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不应“可口可乐化”，更不应“殖民化”。文化帝国主义是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必然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坚决反对。

　　　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有助于培育新的安全观念和营造新的安全环境。随着各国交往的日趋频繁，文化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仍将进一步凸显。与体现了协同、包容精神的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相一致，以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及共同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将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文化安全不仅是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将成为维护亚洲地区安全的必要途径；文化合作可以为区内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同时也将从更深层面上增强地区安全形势的稳定性；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共同繁荣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而亚洲地区的共同安全也将为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走向辉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成千上万个民族，这些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也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历史浪潮的无情涤荡下，一些民族衰落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但也有一些民族生存下来，并且逐渐兴旺发达。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但是，她靠着自己民族所具有的强大而坚韧的凝聚力，历经磨难而不衰，屡遭侵略而不亡。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量，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历史过程。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在同各个部族之间的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凝聚力。这种力量加速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进程，直接促使以中原地区华夏族为核心的汉民族的形成。随着华夏民族的崛起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在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道德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是一个崇尚人伦道德的民族，外来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文化色彩的东西被吸收，而且被改造、融合在人性修养的理化和方法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程朱理学，正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为本，并吸收、发行了佛教、道教的哲理精华而发展起来的新价值意识。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主要是靠“德教”和“德治”形成的。古老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发生民族战争和民族分裂，相反却因人伦道德教化而不断发展和强大。所谓以德治国，就要以道德来教育人民，以高尚的道德理想和行为标准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依靠道德力量来凝聚人心，统一意志，鼓舞精神，培养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与政治秩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决定其精神质量的本质内容是思想政治道德，这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德育，通过德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德育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人民的生活质量，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国家政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知识社会需要人文精神、价值理想，而正在走进知识社会的人们又容易只见物质、功利，而丢失精神家园。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虽然缺乏与现代性联系最紧密的科学与民主两种质素，但如果仅用民主科学这两样东西来对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的文化资源进行一种判断，那是愚蠢的。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中有着关于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丰厚的资源，如人的充分自我发展，理性地面对失败，正确对待义利、幸福以及生命智能、精神价值、人格修养等。它们可以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能力、伦理的智商、体察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抗争，使人能更深刻地洞见人世的人文知识、精神价值和人格素养。这些东西不仅不会反对民主、科学，反而使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有了后盾，更符合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特色。这里的标准自然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平心而论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传统经过一千多年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经过近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的洗礼，已经融入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念，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开始真正深入人心。世界上恐怕不会有比中国到发达国家去留学深造的人数更多的国家，不会有那么众多的人把英文掌握得相对较好，也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后，自己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只要我们在吸取他人之长时不要丢失自己的宝贝，只要我们能正视自己文化传统中致命的弱点并加以克服，只要我们注重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注重政治民主化和人的现代化，而且使三者秩序渐进，互相促进，互相影响，那么，中国道统的复兴和现代化的辉煌成功必然相互推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肯定会日益提高，从而推动中国以文化资源优势承担全球化冲击下的亚洲地区价值意识的建构。亚洲意识虽然凸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时，并在 1990 年代以来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但是，亚洲意识的历史却绝不是仅从 20 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才开始，甚至也不是从 20 世纪才开始。实际上，亚洲意识扎根于东亚传统，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诞生于东亚政治独立之际，突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际，并在 1990 年代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无须琐述，由于亚洲意识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亚洲意识自然是扎根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为主体的东亚传统之中。亚洲意识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这种撞击主要表现为西方枪炮的轰击和西方观念的冲击。为了救亡图存， 19 与 20 世纪之交，亚洲各国的志士仁人掀起了亚洲文化复兴运动，涌现了一批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其代表人物在日本有冈仓等人，他是亚洲较早提倡“亚洲文化上的统一”的思想家；在中国有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具有许多渊源关系：

1 、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一般都走出了本土，看到了世界，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多的真切认识，并热心于在本国倡导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

2 、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感到了西方文明的不足之处，从而重新回归本土，对西方文明提出了诸多质疑乃至反对。

3 、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通过走出本土而走向世界之后又重新回归本土，便将本土意识扩展为一种　超越本国国界的亚洲意识或东方意识。正如《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的作者艾恺所说的那样：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如果他本身“西化”越深，他便越对界定国家文化认同对象感到强烈与迫切，其最终发展的高峰便是一种“超越国家主义”的泛文化民族主义理论或运动，即由国家到国家群体。概括地说，就是以“文明的亚洲”或“亚洲的精神”对抗“物质的西方”或“西方的物质”。上述论点不无根据，孙中山晚年便主张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并非一般地反对西方，而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孙中山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亚洲文化则是“王道的文化”。这种“王道的文化”是我们固有的文化，是“仁义道德”。

4 、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对西方的霸道文化表现出一种反抗。一方面，亚洲民族主义者们反抗欧洲的控制，例如，孙中山主张实行大亚洲主义，要“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去抵抗欧洲强盛民族；另一方面，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也反抗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反对西方文化的独尊，寻求亚洲文化的自尊。

5 、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出整体主义的倾向或特征。孙中山认为，自由这个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为一盘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由此可知，孙中山所讲的自由与西方的“自由”有所不同。他讲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绝对自由。

6 、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表现出一种文化渐进主义的倾向。孙中山认为，中国要走上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必须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破坏时期，施行军政，以革命武力打破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气；训政时期是过渡时期，训练人民使用民主权利；宪政时期是建设完成时期，开始施行宪政。上述三个时期是相互衔接的完整过程，也是一个以循序渐进方式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的这种渊源关系，意味着亚洲意识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渊源关系。因此，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亚洲意识的胚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标志着亚洲意识的孕育。

　　亚洲意识虽然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之际。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屈辱地位，不可能真正“站起来”提出作为寻求民族自尊的文化诉求的亚洲意识。说到底，亚洲意识并不是靠被西方文化击倒了的亚洲人“喊”出来的，而是靠站起来了的亚洲人“举”起来的。只有当亚洲国家独立之后，“站起来”了的亚洲人才有可能将亚洲意识的胚胎降生为正式来到人世的婴儿。亚洲地区既有着古老的文明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吸收了现代文明的诸多形式和内容。从理论上说，亚洲地区最有可能培育出兼有“和为贵”精神又有民主与科学理念的区域文化。既然亚洲各国已同处一舟，各国就完全应该以地区成员的角色促进区内国家之间以及与区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快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发展速度。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不会成为冲突的起源，反而可能缓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现有和潜在的冲突或危机。当然，在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国文化必然还要进行长期的磨合，也不能完全排除文化分歧、矛盾诱发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因为文化毕竟还要受到经济、政治及其它国家利益因素的制约，而且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一时还不会自动从亚洲地区消失。但是，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看，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呼声，合作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在新的世纪里，新的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必将与太平洋上的旭日一起冉冉升起。

　　　21 世纪的中国是在时代大潮中搏击和经受考验的中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型时期，人们的理想需求分外紧迫，理想信仰的争夺战已经开始并日趋白热化。各种理想以及打着理想旗号的思想赝品都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探讨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文化建设的内在机制，构筑凝聚中华民族为核心的亚洲地区的共同理想，实现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整体协调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关注。人类文明的积累，历史的积累，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人在知识总量的积淀，是精神财富的积累。文明程度越高，人们用于追求精神财富的活动就越多。因而，社会越发展，社会精神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意义就越大，构筑社会的共同理想就越迫切。我们坚持历史的唯物论，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价值。应该看到，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人是受思想支配的，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很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对社会精神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整合与开发；社会共同理想的构筑，就是构成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人心向背，最终决定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以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意识所形成的亚洲的价值意识的科学精髓、凝聚真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区域政党政治的国际化发展程度，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在亚洲地区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程度，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发展大业的全局息息相关，是一个事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严肃的人类重大的道德价值意识的选择问题。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它的进程和量度总是同人的社会责任的扩大紧密相连的，而人的社会责任又是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分不开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从而人的社会责任也随之扩大。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更加尖锐。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既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带来人控制不了的破坏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在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类的明天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自己作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人类怎样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手段。在高度的人化、庞大的文明与严重的异化、全球的危机相互并存、相互交织的现时代，人类的社会责任日益增大，人类的道德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在现时代，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对地球和对人类命运所应负的责任，明智地认识自己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地控制技术系统，有效地驾驭和调控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可喜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乃至布衣百姓，都开始懂得相互理解、合作、协调的重要性，认识到全体的、整体的利益高于局部的、个别的利益。世界的东方礼仪之邦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以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的道德精神作为普世价值建构亚洲地区的价值意识，以探索拯救人类的共同价值积极进行道德选择，中国就能以人为本的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促进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做出贡献，人类在全球时代的未来就一定会更美好。 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便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加速相互影响和某些方面趋同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一个国强民富的大国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眼前。但不可否认，中国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方面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除中国自身的不断努力外，中国还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成就为中国所用。马克思说过，未来新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成就基础之上的。这个“高度发达成就”，当然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层面。新的时代要求中国有更博大的胸怀，跟上国外最先进的社会发展潮流。中国有责任了解国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形成的新建树与新进展，通过不断引进国外新的、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文化成果，来丰富开阔中国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问题，以期在同一发展层面上与世界对话。全球化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活生生的不争事实，它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世界是全球化世界， 21 世纪是全球化世纪，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面对人类这一最富挑战性的现象，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有何感想？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利弊祸福何在？第三世界的人们对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的反应如何？作为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全球化的影响作用因地方区域不同而差异很大，因而也应该允许它因区域不同而引发不同的讨论，而不管这个文化圈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还是受害者；这种现实的发展趋势和环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采取政治措施的必要性，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将来人类一定能以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调控世界经济，达到比现在更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的目的。

　　我试图通过对以 “忠、义、信、仁、礼、智、勇” 关公文化精神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资源的全新解释，使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亚洲地区文化建构的责任得到了应有的阐释，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一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得到较好的回应，成为我们今天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践行者。我致所以选择以关公文化透析东方道统文化精神建构亚洲意识推动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创造的出发点，除了个性方面的因素与历史背景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对关公文化精神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内在价值的肯定。可是客观地看，关公文化精神以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融合宋明理学奠基于魏晋以来的玄学与隋唐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以及道教文化的亚洲化视野，世界人类文化学家以及战略家、政治家依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文化承担着双重的使命，一方面需要把民族文化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剔除那些不合时宜的部分，以期更加顺利地推动民族文化的进步，不至于在世界文化大潮中落伍。这种珍惜与清算并重的责任，使能够对东方道统文化精神抱有敬意与同感的有志之士，能够清醒地认识中印两大文化融合而创造出更加灿烂新文化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外来文化的源头活水，在任何时候都是民族固有文化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强大动力。可是对任何一种富有历史深度的外来文化的吸收理解，继承创新，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学习之后才能实现。关公文化精神就是这种文化转型的一种特殊形态，但作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思想成果，却永远不会因此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我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岁月，我们还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继承创新关公文化精神以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结局，但清醒地考察全球化的文化动态，它肯定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以关公文化精神分析重构东方道统文化精神的亚洲意识推动亚洲文化复兴运动，是未来全球化时代喜爱和平发展与安全合作有志之士的努力方向，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前辈们那样，以各自不同时代的认识思考为基础，更加积极而务实地面对现实，开创未来以关公文化精神重构东方道统文化精神的价值本位，建立适合现代精神需要的新型亚洲文化复兴运动的准备当中，这就是我的衰心期待。长期以来东方道统文化承担着兼济天下的主要预言者与建设者的文化精神，我深深的相信在如此喧闹的世界不会寂寞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