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公文化论坛论文选登之十二

汉国号的沿用及“蜀汉”等相关问题述论

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先生

一、

　　晋朝陈寿撰《三国志》，分立《魏书》、《蜀书》、《吴书》，以述曹魏、刘汉、孙吴历史，并以曹魏为正统。陈寿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司马氏代魏而起，走的不是征伐的路线，而是禅让的形式，如果不以曹魏为正统，无疑等于否定了司马氏晋朝的合法性，作为由刘汉入司马晋的臣子陈寿岂敢如此？连带着，不以《汉书》述国号为“汉”的刘备、刘禅政权，而改以带有地域色彩的“蜀” ，既缘于在当时各方争为正统的背景下，曹魏、司马晋政权即称刘汉政权为“蜀”，又缘于此前已有刘邦的汉（前汉）与刘秀的汉（后汉），再立《汉书》，易致名实混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尊重历史的本来事实，尊重名从主人的原则，则述刘备、刘禅政权，自应称“汉”；即便陈寿的《三国志·蜀书》中，也有称汉而未强改为“蜀”者，如《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所载正式公文刘备与孙权盟约云：

　　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 叡 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今日灭 叡 ，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翦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汉之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共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很明显，造立盟约的 229 年，刘禅、孙权、曹叡国号分别为汉、吴、魏。又《三国志·蜀书·杨戏传》记注延熙四年（ 241 ）杨戏所著《季汉辅臣传》，陈寿也未改为《蜀辅臣传》，盖“季汉”者，正是刘备、刘禅政权在当时的政治旗号与政权定位。而这种政治旗号与政权定位，在后世也颇得认可， 如明朝谢陛撰述《季汉书》，清人王复礼作有《季汉五志》，都尊刘备的汉（季汉）为正统，直接上承刘邦的前汉与刘秀的后汉；又南宋萧常、元朝郝经的《续后汉书》，同样以刘汉为正统，立为帝纪、本纪，黜吴、魏为载记、列传。

　　然则今日表述、研究三国历史，其于刘备、刘禅政权，据史实书应当称“汉”，约定俗成可称“蜀汉”，沿用旧称也可称“季汉”；独有长久以来称刘备、刘禅政权的“蜀”，属于他称，可谓最为不妥，如果汉帝刘备、汉相诸葛亮、汉将关羽等身后有知，闻此“蜀”称，也会长歌当哭于九泉之下了！

　　何以如此呢？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国历史上汉国号的起源与沿用情况。就汉国号的起源说，关键是 刘邦的汉国号。对此，笔者曾撰《刘邦汉国号考原》一文 ，得出了如下认识：其一，项羽、范增定刘邦王国之号为汉，直接原因是因为该王国的都城在南郑，而南郑是秦汉中郡的治所。其二，就汉中郡的专名“汉中”论，“汉”指汉水，“中”在古代巴人的语言中作“地方”讲，“汉中”意即“汉水流经的地方”，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汉水中游”。其三，在战国文字及秦小篆中，汉水的“汉”是形寓美义的字眼。其四，因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汉水相似，所以银河在古语及流俗语中被称为“汉”、“天汉”；反过来，地上的“汉”既然与天联系在了一起，也就由此带上了美义。其五，按照“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沛公刘邦本来应该被封为关中王或秦王，然而项羽毁约，立刘邦为汉王，刘邦在愤怒、无奈之际，迫于形势，听从了萧何等人的劝谏，赴南郑就国；在此过程中，萧何的谏词“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使得刘邦接受了“汉”这一封号，而且还使得刘邦在得天下后，定有天下之号也就是定帝国国号为汉。至于汉国号的沿用，则牵涉方面众多，如王莽代“汉”建“ 新”后，刘秀为什么要重建“汉”？曹丕 篡“汉”立“魏”后， 刘备又为什么要再建“汉”？而在刘邦、刘秀、刘备之后，为什么“汉”国号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所沿用？甚至“汉”是怎样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的？“汉”又是怎样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的？都是值得讨论的 非常有趣而且十分重要的话题，因为对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来说，“汉”可谓最鲜明的历史记忆，最突出的文化符号；这种记忆与符号，最初又是以国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了 刘备、刘禅的汉国号 。进而言之，只有真正明确了中国历史上 汉国号的起源与沿用情况，才能真切地理解刘备、刘禅“汉”政权在中国名号史与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从而废“蜀”之称，用“汉”本号。

二、

　　前 202 年，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国号汉。是年，实际上为汉五年。由此上推，前 206 年，沛公刘邦被立为汉王，此是汉元年。汉元年是汉国号开始出现之年，而汉五年是汉为天下之号之年。汉为天下之号凡行用 210 年，至公元 8 年为外戚王莽所终止，王莽自即帝位，国号易“汉”为“新”。

　　新朝祚运短促，公元 23 年王莽败灭。王莽败灭的原因，清史家赵翼指出：

　　人但知莽之败，由于人心思汉，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汉，实莽之激而成之也。当其始也，诡激立名以济其暗干之计，似亦奸雄之所为；及僭逆已成，不知所以抚御，方谓天下尽可欺而肆其毒 痡 ，结怨中外，土崩瓦解，犹不以为虞，但锐意于稽古之事，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乃日夜讲求制礼作乐，附会六经之说，不复省政事，制作未毕而身已为戮矣。 [1] (P.44)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心思汉”。当新朝后期，王莽不切实际的改革造成了比不改革更坏的结果，“使外夷与中国胥怨者也。于是四海沸腾，寇盗蜂起” [1] (P.44) ，人们转而怀念起汉家德政：“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即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绝无虐民之政。只以运祚中衰，国统频绝，故王莽得乘便窃位。班彪所谓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 [1] (P.44) 此所以绿林、赤眉为代表的“民”思汉旧德，立刘氏后裔为帝，寄望于刘汉皇朝的重建；“欺人孤寡，篡汉自立”，则是刘汉宗室贵族和维护刘汉皇朝正统的官僚地主声讨王莽的一条最重要的罪状，恢复刘汉皇朝，也因此显得天经地义。然则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刘玄、刘盆子、刘婴、刘子舆（王昌诈称）、刘文伯（卢芳诈称）等等真假刘氏后裔，遂为各派势力推立为帝，并纷纷以兴复汉家来号召天下；而雄才大略的汉高祖九世孙刘秀，则也依据“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赤伏符 ，于公元 25 年六月，在鄗（今河北柏乡北）即位称帝。清赵翼于此议论道：

　　历观诸起事者，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可见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 [1] (P.45)

　　事实上，当刘秀“复高祖之业”而称帝建国、号国为汉时，其他称王称帝者尚遍布全国。惟十多年后（公元 36 年），政治经验丰富、行政能力杰出、军事谋略高超的刘秀灭群雄而取天下，汉国号才定于一尊，光武帝刘秀也才仿佛于高祖刘邦，汉也再次成为真正的天下共号，并一直在名义上延续到了 220 年十月魏王曹丕之篡汉建魏。

　　曹丕篡汉建魏、自立为帝的次年四月，“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 [2] (P.871) 刘备称帝，建都成都，仍国号汉，建元章武。按刘备是否“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其实并不能肯定，对此，注《三国志》的南朝宋裴松之的一段话颇是意味深长：“臣松之以为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 [2] (P.890) 然而无论怎样，刘备正是凭借着“帝室之胄”的身份，用兴复汉室为旗帜，逐渐形成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势力，并与曹操对抗、与孙权联合的。当是时，曹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孙权“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而刘备虽偏处一隅，地狭民少，其自居为汉家正统，却也具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曹丕公然代汉称帝、废汉帝刘协为山阳公后，刘备之继承汉统、正位汉帝、再建汉之国号，乃势所必然。 而且刘备做得也相当到位：先是，“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 ；接着，“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 [2] (P.887) ，文武极力劝进。如此这番之后，汉中王 刘备才变身为汉帝刘备。

　　据上分析，刘备仍国号汉的原因，在于显示政权的正统性 ，表明其是汉朝的延续。其直接的相关证据也甚多，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许靖、诸葛亮等上书劝刘备称帝云：

　　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

　　刘备既即帝位，又为文曰：

　　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2] (P.889)

　　上引史料中，玺潜汉水而出襄阳，刘备之为汉中王，都与汉家高祖、刘备先帝刘邦相呼应，而刘备也就成了继“二祖”刘邦、刘秀之后再造汉朝的“三祖”了。

　　刘备再造的汉，传子刘禅，即于 263 年为魏所灭，于是起刘邦、经刘秀、历刘备之一脉相承、一统相接的汉，至此中断。 265 年，魏又为司马炎的晋所代。 280 年晋灭吴重建统一。晋的统一为时甚暂， 290 年司马炎死后，“藩王争权，自相诛灭”，而前后长达十六年（ 291 年－ 306 年）的“八王之乱”，“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北方的历史由此进入了十六国时代。

　　十六国时代从 304 年刘渊称汉王起，到 439 年拓跋焘统一止，一百三十五年间，各族统治者于混战割据中，纷纷建立政权，建号称尊。其行用汉国号者，则有匈奴刘渊与巴氐李寿。先是 304 年匈奴刘渊称汉王， 308 年称帝，国号汉；及 319 年刘曜改国号为赵。又 304 年巴氐李雄称成都王， 306 年称帝，国号成；及 338 年李寿改国号为汉， 347 年亡于晋。

　　与刘秀反新复汉、刘备抗魏承汉故而建国号为汉相比较，刘渊、李寿取用汉为国号，情形更为复杂。《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字元海）曰：

　　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上引史料表明：其一，刘渊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是晋，刘渊既叛晋自立，上者是取晋代之，成就汉高祖那样的一统伟业，下者也要如曹魏，拥有天下之半；其二，无论是如汉高还是如魏氏，刘渊所掌控的河东五部匈奴的力量都显不足，怎样使晋人同我呢？刘渊采取的政治文化措施是“称汉”，而放弃了缺乏依据的称晋或者称魏的选择 ，也拒绝了其叔父刘宣狭隘的复“匈奴”之号的建议。其三，刘渊之“称汉”，现实的考虑是“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利于其“以怀人望”；历史的根据是“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按《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有了这一层尽管勉强而且经不起推敲的关系，故刘渊在当时特殊的情势下，遂毅然祭起尊汉进而复汉的大旗，“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3] (P.2650) ，并国号为汉。其四，刘渊定号为汉还有两个重大原因，一是为了应“汉祚复兴”、刘氏“系统先基”之谶 ，二是借以表明政治态度，即视魏、晋均属篡逆，惟有其“汉”，才是“绍修三祖之业”的第四个汉朝 。

　　刘渊的此番心迹，当刘曜改汉为赵时，再次得到了说明。《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刘曜》载 319 年刘曜令曰：

　　盖王者之兴，必 禘 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庶民，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御以大单于为太祖，其议以闻。

　　“其议以闻”的结果是“去汉用赵”。“用赵”意在承晋，以否定司马氏在南方重建的晋朝，也意在否定与其对抗的叛逆的石 勒 的赵，盖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光文（刘渊）始用的汉已不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刘曜“去汉用赵”后历十九年，汉国号再次出现，只是族属由匈奴变成了 巴氐 ，行用者由刘渊变成了李寿，地域由河东变成了巴蜀。按李寿本是建国成都的成国之臣。 301 年， 巴氐李特在绵竹领导流民起义，次年称益州牧； 303 年，李特死，次年特第三子李雄攻取成都，称成都王； 306 年李雄称帝，建都成都，国号成。成国号之由来，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清赵翼指出：“公孙述建号成家，亦以据成都起事也。賨人李雄建号大成，盖亦袭述旧称也。” 是公孙述的成家来自始兴之地成都，而李雄的成或袭公孙述旧称，也缘于李雄的统治中心在成都。至于李寿之改成为汉，又是另番情形。李寿，李特幼弟李骧少子，先后被封扶风公、建宁王。李雄第四子李期在位时，李寿“改封汉王，食梁州五郡，领梁州刺史” [3] (PP.3043-3044) 。汉王李寿素有威名，深为李期所惮忌，惧不自全，乃于玉恒四年（ 338 年）起兵袭成都，废期自立，改元汉兴，改国号汉。

　　李寿之用汉国号，直接原因当是沿其汉王封号，以显得渊源有自； 而成国的规模与刘备的汉相仿佛，以及李寿为汉王时有汉中郡地，也应与李寿定国号为汉有关，李寿新定的年号汉兴似乎也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盖国号为汉、年号汉兴，与刘备的汉乃至刘邦的汉攀上了关系，从而使自己实质上得自篡夺的政权蒙上了一层“正统”的色彩。追求正统，也表现在李寿废止地域色彩过强的成国号，以及不愿称成都王、称藩于晋 ，因为对于蜀地而言，司马氏灭刘备之汉的历史记忆，李特起义抗击晋之暴政以及成晋长期对立的现实政治，决定了李寿不能轻易改变立场、事晋称藩。

　　347 年李寿长子李势时，汉为晋所灭。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国号的汉沉寂了。汉国号的再度出现，是在五百多年以后，即国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五代中的汉，起自刘知远；十国中的汉有三，分别起自王建、刘龑、刘崇。

　　先说刘知远的汉。 907 年四月，朱温 篡唐建梁 。梁是“五代”的开始，接续又有唐（沙陀部人李存勖创建）、晋（沙陀部人石敬瑭创建）的更迭。及 947 年正月初一，契丹主耶律德光南下入晋都汴（今河南开封），以晋帝石重贵为负义侯，晋灭。 二月初一 ，契丹改国号辽；十五日，晋臣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即帝位于太原，黜石重贵开运年号，仍石敬瑭天福年号，并不改晋国号。三月，在中原人民群起反抗下，辽主离汴北归，晋文武官从行。六月，刘知远入汴，始改国号为汉，并于次年自定年号为乾祐。然则由上所述，可明确者几事：其一，刘知远之即帝位，在于中原无主，而仍天福年号追续为天福十二年 ，既意在否定石重贵的昏庸无能、政治腐败，亦有续嗣晋祚、争取晋旧臣支持的用意。况且河东之地，先秦即为晋国；司马氏定国号为晋，也与其籍贯温县“本晋地”有关。 而石敬瑭为晋帝前是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称帝也在太原，这与刘知远的身份和作为是完全一致的。其二，当契丹（辽）已经北归、刘知远已由河东入据中原、天下大势已定时，刘知远乃自定国号与年号，其不臣之迹、自立之心于是显现。欧阳修评述刘知远云：

　　至汉高祖建国，黜晋出帝开运四年，复称天福十二年者，何哉？盖以其爱憎之私尔。方出帝时，汉高祖居太原，常愤愤下视晋，而晋亦阳优礼之，幸而未见其隙。及契丹灭晋，汉未尝有赴难之意。出帝已北迁，方阳以兵声言追之，至土门而还。及其即位改元，而黜开运之号，则其用心可知矣。盖其于出帝无复君臣之义，而幸祸以为利者，其素志也，可胜叹哉！夫所谓有诸中必形于外者，其见于是乎！ [4] (PP.107-108)

　　当然，刘知远起用汉为国号，也有着地理的、民族的与自身的考虑。从地理上说，既已拥有中原、定都于汴，则地域色彩较强的“晋”便显得狭隘；又从民族上讲，晋以儿的名义事契丹（辽），于大义有亏；再从自身看，刘知远“本沙陀部人，居于太原。及得中国，自以姓刘，遂言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昺之后，国号曰汉” ，又“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 [4] (P.102) 。如此，在当时北有异族强敌、南有多国并立、中原地区民族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刘知远冒为刘邦、刘秀后裔，并径以汉为国号，便具有了显示政权正统、彰明民族大义、表现渊源有自的多重功效。

　　951 年正月，汉臣郭威代汉建周称帝。刘知远从弟、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崇乃于太原称帝，仍用汉国号与乾祐年号。所谓“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 [5] (P.9454) ，“本朝沦亡，绍袭帝位” [5] (P.9455) ，是刘崇称汉，意在自居正统、继承刘知远事业、并以周为僭伪甚明。及 979 年五月，刘崇次子刘钧之养子刘继元时亡于代周而立的宋。

　　与刘知远、刘崇之汉并存但更早出现的汉，是远在岭南立国、始于刘龑的汉。刘龑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其家族久在岭南，颇具势力。 907 年五月即梁代唐的次月，刘龑兄刘隐以称臣献礼，受梁之封为大彭郡王。《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开平元年胡注曰：“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兴于江南，后多以彭城之刘为名族。刘隐封大彭王，意盖取此。”后来梁又先后改封刘隐为南平王、南海王，刘隐于是取得了独霸岭南的合法地位。 911 年刘隐死后，弟刘龑代立。 915 年，刘龑以“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 [5](P.8799) ，与梁贡绝。 917 年八月刘龑即帝位于番禺（今广东广州），国号越。 918 年十一月改国号汉。

　　刘龑定国号为越似无深意，岭南自古号称百粤（越）之地；至于其改越为汉，史籍没有明确说明，这里略作推测：一者越为国号，地域特征太过明显，而且百粤（越）之地自古为蛮夷之邦，此当为名号情结特别浓厚（由刘龑的反复改名可见一斑） 、“又性好夸大” [4](P.812) 的刘龑所不愿；二则既膺刘姓，为彭城人，兄又曾封大彭王，而彭城刘不仅出过南朝宋帝刘裕，刘裕又号为汉高祖刘邦弟楚元王刘交二十一世孙，于是刘龑移植汉为国号，也就有了历史的依据与家族的理由；三则刘龑“耻为蛮夷之主，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 [6](P.1809) ，即志不在为岭南之主，而欲取“中国帝王”（这里指都于洛阳、沙陀部人李氏所建的唐）代之，此种气势，自非“越”能够笼罩；四则唐末以来，“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 [4](P.810) ，刘隐既礼贤好士，刘龑亦对这批中朝士人、名臣之后颇为依重，弃越而用政治上大气、民族上正宗的汉为国号，应该符合这批臣僚的心愿，有利于其统治的巩固。

　　刘龑的汉终究没有走出地处僻远的岭南， 971 年二月，汉为赵匡胤的宋所灭。又早于刘龑， 916 年蜀主王建“改明年元曰天汉，国号汉。天汉元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复国号蜀” [4](P.790) ，即 917 年正月至十二月王建用汉国号一年。按王建， 903 年受唐封为蜀王。 907 年梁代唐，王建遂自立，建都成都，国号蜀。王建以蜀为国号，乃因据有蜀地、旧为蜀王；改蜀为汉者，《旧五代史·王建传》云：“及梁祖开国，蜀人请建行刘备故事，建自帝于成都。”据此，王建的短暂称汉，是欲行“刘备故事”，借用的是蜀人对刘备之汉的历史感情。只是王建少了称汉的最重要资源即姓王而非姓刘，故汉国号行用一年即改回称蜀。相对于汉来说，蜀既是王建所有地域的传统名称，又是王建拥有的政治资本即前朝的封爵名号，两相权衡，王建终于舍汉取蜀。

　　汉国号的再次出现，是在元朝末年。元末反抗蒙古统治之割据群雄建国者，起用的国号都是历史上汉族中原王朝施用过的国家大号。如徐寿辉 1351 年十月称帝，国号宋；张士诚 1354 年自称诚王，国号周；明玉珍 1362 年三月称帝，国号夏；又元末首义者刘福通， 1355 年二月迎立号称是宋徽宗九世嫡孙的韩林儿为皇帝，国号宋。其用汉国号者是陈友谅。陈友谅本隶徐寿辉部， 1359 年自称汉王； 1360 年五月杀主徐寿辉而称皇帝，国号汉，建都江州（今江西九江），有江西、湖广之地。及 1364 年二月，汉亡于吴王朱元璋。然则以上宋、周、夏、汉诸国号，用意都是一致的，即既为有力的反元旗帜，又表现了割据群雄收揽人心的策略与驱逐蒙古、重建汉族统治的决心。

三、

　　以上就中国历史上汉国号的概况略为梳理 ，并就这些汉国号的取用缘由，或引述史料予以考述，或作了自信能够成立的推测。接下来集中说明几个相关问题。

　　其一，汉国号的反复沿用及其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国号的沿用是普遍现象，其中汉国号的反复沿用显得尤为突出，具有代表意义。其沿用的理由，最关键者是以刘邦后裔的身份，与刘邦的汉、刘秀的汉、刘备的汉攀附关系，从而寻求正统地位，以否定前朝或同时存在的其他政权，以收揽人心，以寄寓其创业者踵武伟业、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或者显示渊源有自，借以表明高贵的血统、建元立国的依据。这实质上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国号的最本质特征：家天下。中国古代的国家，是君、家、国三位一体的国家；而国号，也就成了家天下－－某一姓帝王家族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标志，并进而逐渐成为天命所钟、历数所在、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此所以刘姓建国者，总是念念不忘刘邦之汉，总以恢复刘邦之汉为号召。也由于国号所具有的这种政治文化意义，决定了开国伊始，定立国号与建元、立德 同为至关重要的大事。而就国号论，其来源与取义，总有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即便是如汉这样反复沿用的国号，也自有其沿用的显明意义与特别缘故。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指导性文献《白虎通德论》“号”篇所阐明的“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礼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业也。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显扬己于天下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然则对于刘姓建国者来说，“表著己之功业”、“显扬己于天下”、“绍百王而纪统” [7](P.138) ，最合适不过的美号就是“汉”了，就是以“汉”来接续刘邦、刘秀、刘备的正统。

　　至若匈奴刘渊、沙陀刘知远、沙陀刘崇之以异族的身份，掩盖种姓来历、强攀刘汉宗族、依傍汉朝，又说明了对于今天而言更具现实意义的事实，即在中国古代，但凡异族欲在中原立国者，就必须认可、接纳乃至融入汉地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系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化”；它又从名号以及心理的层面，直接反映了异族之不外于中国，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非汉族的中国，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现代中国是这样，历史中国本也如此。进而言之，匈奴、沙陀之沿用汉国号说明了以上问题，夏国号的沿用如匈奴刘勃勃（赫连勃勃）的夏，周国号的沿用如鲜卑宇文觉的周，秦国号的沿用如氐人苻健、羌人姚苌、鲜卑乞伏国仁的秦，魏国号的沿用如鲜卑拓跋珪的魏，晋国号的沿用如沙陀石敬瑭的晋，唐国号的沿用如沙陀李存勖的唐，以及辽、金、元、清的采用汉式国号与汉式年号，也都说明了以上问题。

　　其二，众多汉国号的区别方法。

　　国号是国家的名称，名称的本质属性是起区别作用。而出于复杂的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等原因，中国历史上起用的大量同名国号，混淆了国号的区别作用。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麻烦，使国号的专指性更加明确、突出，历史上对有关国号的使用，往往并非国号的原型，而是经过后人改造过的“变型”；这种改造过的“变型”国号，使用普遍，而改造的对象则以同名国号为主。若“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南齐书》、《北齐书》，“后汉”即刘秀始建的“汉”，它是相对于刘邦的“汉”而言的；“南齐”即萧道成始建的“齐”，“北齐”即高洋始建的“齐”，为了区别，故称“南齐”、“北齐”。然则类似于“后汉”、“南齐”、“北齐”这样对同名国号的处理，在历史上多见其例；正确地使用与理解国号，这是必须掌握的知识。兹以汉国号为例，稍作分析。

　　刘秀重建汉，为了区别于刘邦始建的汉，后人称之为后汉，而把刘邦的汉称为先汉或前汉，并把刘备再建的汉称为季汉。又唐、宋之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国号以前均出现过，故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刘知远的汉）、后周，但与此“后”相对而言的“前梁”、“前唐”、“前晋”、“前汉”、“前周”，则于史无征。这是在同名国号前冠以顺序词的处理方法。

　　又有在同名国号前冠以方位词的处理方法。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经历了重大的变动（比如疆域的巨大变迁、都城的远距离迁移），后人便根据变动前后的疆域特别是都城的相对位置，在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以资区别。如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与东汉（都雒阳，今河南洛阳东）。又一种情况是，依据不同国家相对的疆域所在地区或都城所处位置，用方位词来区分同时代或不同时代出现的同名国号。如刘崇的北汉与刘龑的南汉。再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的主体丧失后，其残余势力不改国号，后人或也依据其相对地理位置，加上方位词以资区别，如汉（刘知远的后汉）与刘崇的北汉（因在河东，也称东汉）。

　　又有在同名国号前加地域名称的处理方法。古有蜀国，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偏西，蜀后来且成为地域名称，刘备的汉因称蜀汉。

　　又有在同名国号前缀以五行的处理方法。王莽以刘邦的汉为火德 ，而刘秀即以火德王天下，刘邦、刘秀、刘备的汉遂称炎汉。

　　又有以各种代号区别同名国号的处理方法。刘邦的汉定都长安，刘秀的汉定都雒阳，长安在西称西京，雒阳在东称东京，于是以西京作为西汉的代称，以东京作为东汉的代称。刘备的汉、李寿的汉有古蜀国之地，又都建都成都（战国以来为蜀郡治），故刘备的汉别称蜀，李寿的汉别称后蜀（相对于刘备的蜀）。

　　值得指出的是，经过处理、已非原型的新“国号”，因为历久的沿用，也具有了专指性，如西汉、东汉、蜀汉、南汉、北汉等等皆是。

　　其三，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习惯称谓。

　　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名目繁多、错综复杂，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有五个系列，即源于国号（秦）的支那系（ China ），源于物产（丝）的赛里斯系（ Serice ），源于最高统治者称号（大汗）的桃花石系（ Taugas ），源于民族的契丹系（ Cathay ），以及源于国号及名号但更与文化有关的其它称谓，如汉、唐、中国、中华等。 此略述汉。

　　中国历史上刘邦、刘秀近乎前后接续的汉朝，祚运长久（起公元前 202 年，止于公元 8 年，再起于 25 年，止于 220 年）， 疆域辽阔， 国势强大，声教远暨，超迈前古，对周围各国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中外交通尤其是与西北、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颇称繁盛，因此域外特别是中亚地区及其以西诸国，往往称汉朝及汉朝以后的中国为汉。 《北史·波斯传》记北魏孝明帝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旧唐书·大食传》载，唐开元间大食遣使朝献，其使“请依汉法致拜”。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云：“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 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征和四年：“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儿、汉人之类，皆习故而言。”清徐岳《见闻录》也云：“柬浦寨人呼中国人为唐人，犹西北人呼中国人为汉人也。”这种称谓且由西北逐渐推广到一些别的邻邦，如日本即称中国为汉、汉土，日本和朝鲜称中国文字为汉字。而沿袭下来，“汉”也就从域外对中国的他称，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也还自称汉人。要之，汉作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其普遍与持续状况，虽不及秦（即支那、 China ），但有过于唐。

　　其四，汉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如所周知，今天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汉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约 93% ，其他 55 个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不到 7% 。 但有一点是应该明确的，所谓汉族，并不就是狭义的“炎黄子孙”，柳诒徵曾经概略地指出：“汉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者无论矣，秦、汉以降，若匈奴，若鲜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靺鞨，若高丽，若渤海，若安南，时时有同化于汉族，易其姓名，习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纥、唐兀、康里、阿速、钦察、雍古、弗林诸国之人，自汉、魏以至元、明，逐渐混于汉族者，复不知凡几。” [8](P.3) 其实这种血统的混杂，对于民族的发展、壮大与进步是有利的因素，本无庸讳言。

　　从历史的观点看来，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有过变化。先秦时期中国的主体民族可称为华夏族。华夏族是以夏、商、周人为主体，并融合四周一些小族而渐渐形成的古老民族群体。这一民族群体在以后的发展中，内涵不断丰富。及刘邦建汉，两汉立国四百余年，于是魏晋以后“汉”之族称逐渐取“华夏”族称而代之，并一直沿用至今而不改。故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族的前身即是华夏族，华夏族的发展即是汉族，两者没有质的区别，只有规模小大的不同。

然则刘邦始建、刘秀重建、刘备再建的汉国号，据上所述，历史影响可谓广泛而且深远；其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无疑又是其中最具现实意义者。

四、

　　综上所述所论， 在中国名号史与中国政治史以及“汉”国号的历史上，刘备、刘禅的“汉”可谓 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我们今天叙述 刘备、刘禅政权，自不应还如特殊政治背景下陈寿的作史书法之称“蜀”不称“汉”。实际上，远自东晋，下及现代，陈寿为何以《蜀书》写“汉史”，前人之探讨众多，争论纷繁。或以为陈寿属于 巴蜀土著集团（陈寿为巴西郡安汉县人，师事同郡硕儒谯周），而巴蜀土著集团与刘备侨寓集团存在矛盾，且陈寿之父曾被诸葛亮所髡、陈寿自身又曾为诸葛亮所轻，故而 《三国志》 贬抑刘备、刘禅之汉，称“蜀”与此有关；或以为 陈寿毕竟有故国之思，虽然明处称 “蜀”，暗里却仍尊“汉”甚至帝“汉”；又或以为《三国志》中三书排列次序，本为魏、吴、蜀，五代时才变成了魏、蜀、吴；还或以为这是并无多大意义的争论，因为陈寿是继承曹魏的西晋朝臣，按照封建史家照例的做法，陈寿修《三国志》，必须以魏为正统。 然则本文之意，并不在继续纠缠于这个聚讼千载的问题，只是提醒一下基本的事实：刘备、刘禅国号为“汉”；此“汉”在当时，是刘备、刘禅父子以及诸葛父子、关羽父子等最大的政治资本；也是中国历史上“汉”国号、“汉”称谓、“汉”族称的关键组成部分。按照“名从其主”的原则，我们不能再闹出中央电视台所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自始至终“蜀”旗飘扬那样的笑话了。

参考文献：

[1] 赵翼 . 廿二史劄记 . 北京 : 中国书店影印本 ,1987

[2] 陈寿 . 三国志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2

[3] 房玄龄等 . 晋书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4] 欧阳修 . 新五代史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97

[5] 司马光 . 资治通鉴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56

[6] 薛居正 . 旧五代史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97

[7] 宋濂等 . 元史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2

[8] 柳诒徵 . 中国文化史 . 上海 :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1988

　　“蜀”为古族名与国号，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偏西。公元前 316 年并于秦，秦于其地置蜀郡。

　　刊《史学月刊》 2001 年第 6 期。

　　按此“赤伏符”乃刘秀早年在长安的同学强华自关中奉来。《后汉书·光武帝纪》唐李贤注：“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

　　刘备建元章武，或也寓有彰显光武帝刘秀建武年号的意思。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据《后汉书·孝献帝纪》，魏青龙二年（ 234 年）刘协死，谥孝献皇帝。

　　219 年刘备取汉中，自称汉中王。

　　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中的“正统”，记载盈篇，此不细说。要之，正统概念，在血缘承嗣方面是与“庶支”相对而言的，其基本含义为“嫡出”；在分裂割据或王朝兴替的历史环节上，是与“僭伪”、“偏安”相对而言的，其基本含义为“唯一的合法政权”。“正统”的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取得了可以号令天下的资格。

　　晋朝见在，而魏晋禅代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详参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详参方诗铭《“汉祚复兴”的谶记与原始道教》，载《史林》 1996 年第 3 期。

　　《晋书·刘元海载记》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按“三祖”，即“我太祖高皇帝”刘邦，“我世祖光武皇帝”刘秀，“昭烈”刘备；又“孝愍”谓刘协，“后帝”谓刘禅。“四十年”谓刘禅 263 年灭国以来。

　　详参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九“元建国号始用文义”条。按公孙述，新朝王莽时导江卒正（相当于汉蜀郡太守）；后起兵，自立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 25 年）进称天子，国号成家。《后汉书·公孙述传》唐李贤注：“以起成都，故号成家。”建武十二年（ 36 年）败于刘秀。

　　关于这一点，《魏书·崔玄伯传》所记崔宏（字玄伯）有关国号之议可作参考：“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

　　详《晋书·李寿载记》、《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成帝咸康四年的记载。

　　石敬瑭天福年号起 936 年十一月，止 944 年六月。石重贵开运年号起 944 年七月，止 946 年。

　　详胡阿祥《司马氏晋国号考说》，载《南京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3 期。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高祖天福十二年胡三省注。刘知远，中华书局本《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其先本沙陁部人也。四代祖讳湍，……（案《五代会要》：湍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昞之后。）”又《新五代史·汉本纪》：“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后世居于太原。”按 沙陀为西突厥别部，本处西域，唐中后期部分内迁。

　　刘龑，初名陟，即帝位后改岩，又改龚，再改龑。龑，取《周易》“飞龙在天”之意而新造字。按在中国古代，帝王即位改名者颇众，拟另文讨论之。

　　按沿用前朝封爵为国号是较为普遍的情形。如此前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齐、周，以及隋、唐，无不如此。若王建者，大概也无意于背离这一传统，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详胡阿祥《红巾军反元复宋与朱元璋国号大明述论》，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1 期。

　　据笔者读书所及，又有以下称汉国号并建元者，只是未成规模，故不再细说，仅列关键史料如下。其一，《晋书·惠帝纪》：太安二年（ 303 年）“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反，以山都人丘沈为主，改姓刘氏，伪号汉，建元神凤”；又《晋书·张昌传》：“张昌，本义阳蛮也。……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山都县吏丘沈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盛车服出迎之，立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乃下赦书，建元神凤，郊祀、服色依汉故事。”次年败灭。其二，《晋书·怀帝纪》：永嘉三年（ 309 年）七月，“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后，诳诱羌戎，僭帝号于马兰山。”九月败灭。其三，《魏书·孝庄纪》：武泰元年（ 528 年）六月，“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率河北流民十余万户反于青州之北海，自署汉王，号年天统。”次年败灭。其四，《明史·白圭传》：成化元年（ 1465 年），“荆、襄贼刘千斤等作乱。……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正统中，流民聚荆、襄间，通窜入为妖言，潜谋倡乱。石龙者，号石和尚，聚众剽掠，通与共起兵，伪称汉王，建元德胜，流民从者四万人。”次年败灭。

　　五德又称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战国以降，五德之生克循环系统延伸到了社会历史范围，用以说明政权的更替及朝代的变迁。

　　详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相关章节，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版。

　　按汉德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先为水德，改为土德，再改火德。详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本小节参考了楚庄《我国古代的“国号”》（载《天津师院学报》 1981 年第 3 期）、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名号的由来》（收入《历史·制度·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年版）。有意思的是，在家天下的时代，冠以帝王姓氏即国姓，本是区分同名国号的常用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基本不见于用在汉国号上，原因很明显：号国为汉者多为刘姓，故称“刘汉”仍然区别性不强。

　　详胡阿祥《历史上域外有关中国称谓论纲》，载《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国历代国号自多，然而域外为了避免繁琐，有时并不随着中国屡更的国号而改变其对中国的称谓。承于习惯，也为了求得方便与明确一致，域外或以中国有代表性的国号（如汉、唐）来指称若干朝代，或以中国有代表性的名号（如中华、中国）来概说中国，有时就干脆另给中国起个名字（如 赛里斯 ）。

　　《萍洲可谈》卷二又云：“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这颇有意思。其实宋之国势与影响，在域外远不能与汉、唐比拟，而希望“边俗”称中国为“宋”，也因之难以实现。

　　按“民族”一词，在古汉语里并没有构成，而用人、种人、族类、部落、种落等词表示。用民族来表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从日文中引进的。

　　篇幅所限，当另文详之。有兴趣者，可先参阅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等。惟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成果于汉族称之源，都仅追溯至刘邦汉朝的建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又“汉”究竟是怎样被赋予族称意义的，实质上也没有谈清。

　　详李纯蛟著《三国志研究》“一千七百年来《三国志》研究中的若干论争（上）”，巴蜀书社 200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