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公文化论坛论文选登之十一

湖北与关公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公文化

专业委员会主任 胡小伟

中国科学院教授 胡小伟先生

解 题

　　“禹铸九鼎，以象九州岛”。荆州本为九州岛之一，汉代、三国的荆州所辖九郡（南郡、江夏郡、南阳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章陵郡及襄阳郡），大体包含今之两湖及两广北部，及河南南部，可谓通联天下东西南北之要冲。

　　历史上的关羽北伐襄樊，“威震华夏”在湖北；临沮遇伏，“大义归天”也在湖北。三百多年后关公“玉泉显圣”，历代成神，溯其渊源，也在湖北。今天湖北“当天下之中”，具有重要的的战略地位。当年“三家争荆州”的核心问题，关乎天下一统；而后世关公文化由此发源，渐次推向全国，湖北的位置也起到重要作用。故本篇话题也就从湖北说起，围绕湖北说。

　　自打“五四”以后，“关公信仰”便无人提起；自打“文革”以后，“崇拜”也遭遇颠覆。，改革开放，人流物转，社会丕变，“文化”一语贯注进无限内容，人言言殊。即如本次“文化论坛”，理解也未必一致。我无意参与纷如聚蚁的西文名词术语之争，而是希望提取中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贲·象卦》） 的本义，将它看作是“人文化成”，“文化辑和于内” （《昭明文选》） 需要用现代角度提炼出价值核心，加以推广的道德／精神。一千多年来，关公形象早已不再局促于“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两端，而是伴随中国历史、社会的演进，宗教、民族的融合，发展成超越时空，和睦民众，鼓舞斗志，凝聚人心，并且在进入 21 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继续具有重要作用的特大符号。我的理解，这就是湖北主办此次论坛的动因。

　　限于篇幅，言有未尽，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大意失荆州”辩析

　　作为败军之将，后世恒以“关公大意失荆州”作为历史定谳。“大意”二字既有惋惜之情，又兼批评之意，可谓得《春秋》“婉而讽”之旨矣。其实此种说法值得辨析。陈寿《三国志》并存三国史说，并不以一家之说作为定论，故自古既负“良史”之名，亦有争讼如影随形。 其体例带来三家矛盾甚至轩轾的记述，需要后人疏理整合。这项工作早由裴松之注疏开始，后世不绝。“大意失荆州”不过是若干公案之一耳。陈寿既有“刚而自矜，以短取败”考语在前，朱熹复言“恃才疏卤，自取其败”评语在后，遂成理学史观千秋不易之定谳，而为明清小说戏剧、通俗文化所承继，播之于口，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俗谚有“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说法，本文无意大众文化惊世骇俗的“翻案”文章。况且“骄兵必败”作为对于后世将帅，乃至其它各种事业决策人的警示，当然是一个普适真理。随着谋略学的泛化，结盟、背盟、叛盟偷袭之类情事，在后世“党争”、“商战”的博奕中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意失荆州”无论归责于谁，倒不重要了。况且连诸葛亮、关羽这样的“文化英雄”都避免不了这个规律，更具有惕励后人的意义。但如以“大意失荆州”作为品评历史人物的千古定谳，不刊之论，则恐未必。

　　近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会会长朱大渭撰文认为：关羽都督荆州，不仅派糜芳、傅士仁驻守江陵、公安 （其中公安城就是刘备修筑，专门用来防备孙权集团的） ，又在附近沿江设置了“屯候” （仿佛长城防卫的烟墩） ，以便随时侦察功向，及时报告信息，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防备孙权的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 180 公里 ，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 300 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因此在关羽看来，即使北上归取中原，他对吴国的防范也可说“万无一失”。

　　至于关羽防守虽然严密，但最终仍未能阻止吴人得手的原因，还有一重解释。我在检阅《宋书·乐志四》时，发现梁朝史官沈约（ 441 ～ 513 ）辑入了晋人陈寿（ 233 ～ 297 年）《三国志》、宋人裴松之（ 372 ～ 451 年）《三国志》注均未收录的三组魏、吴、晋《鼓吹曲》（后辑入南 宋郭茂倩编注《乐府诗集》及《四库全书》 ），其中吴《鼓吹曲》中有两首辞《关背德》及《通荆州》涉及到吴人偷袭荆州的一段公案，原辞如下：

　　《关背德》辞云：

　　“《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而浮江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 叡 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泛池， 泝 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 （案：当作‘公安'） 城，大据郢都。虏羽授首，白蛮来同，盛哉无比隆。

　　“右《关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通荆门》辞云：

　　“《通荆门》者，言 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 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 《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第八。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都，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 右 《通荆门》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从两辞中对孙权每称“大皇帝”看，应当是吴人原曲存留之原始标注，而为陈寿、裴松之未能收录者。《三国志》有传无志，向来为史家垢病，或者格于体例（前四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及《后汉书》均无志书），或者失于查检。但两千年来居然逸出始终热门的三国史学、文学界的“法眼”，却是一桩奇怪的事情。

　　更为奇特的是，在这两篇近于“原始档案”的史料里，吴人讨伐关羽的依据，居然只字不提历代史家以至今天电视、网络热议的关羽“拒婚骂使”，“擅取湘关米”等“破坏统一战线”的借口，而直接标明原因在于关羽之“称兵北伐，围樊、襄阳”，构成了孙吴“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危机感。这就会使人疑惑了：孙刘两家战略结盟，目的不是为了“北抗曹操”么？何况关羽北伐，初步胜利后，陆逊也明明承认“（关羽）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可知早已深知“出其不意”偷袭荆州的结果，必然会破坏北伐曹魏，恢复汉室的战略总目标。于是一方面亲致关羽贺书，言：“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廪良规”，并假意提醒说：“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均见《三国志·陆逊传》）可谓卑词甘言，信誓旦旦。可知吴人偷袭荆州的真实原因，在于生怕关羽北伐成功，刘蜀由此坐大，威胁了孙吴“割据江东”以自保的战略考虑。

　　实际上关羽北伐之战开始， 孙吴 君臣即有偷袭荆州的预谋：

　　“吕蒙称疾诣建业，（陆）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

　　而吕蒙“白（ b ó）衣渡江”之诈，也正是利用两国存在战略同盟，相互通商的便利，才能伪装商旅，派出特别总队化装入城，才顺利突破关羽设置的屯侯、公安城两道外围防线的。

　　古人结盟、背盟之事多有，即如“春秋无义战”，但《左传》战例颇多，亦为关羽、吕蒙熟读。战国时合纵连横之变亦同。但是“叛盟”，即仍在合盟约束，甚至重申“敌国败绩，利在同盟”的情况下，却突然对盟友发动偷袭之事，确当得上吕蒙、孙权等 吴国 君臣的“创新发明”。

　　　“兵法”或者今言“军事学”向来是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领域，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也是西方战争史未曾遭遇到的战例，以致罗斯福总统是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卑劣、无耻的民族”为开头语，来向日本宣战的。战后东京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布列尼克曾辩称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无疑是在利用东西半球的时间差进行诡辩。检察官反驳中特别指出，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 20 分钟以后才送达的。而且偷袭得手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对比之下，关羽是在吕蒙托病，陆逊继帅后，才开始襄樊北伐。但孙吴却在卑词甘言，誓重同盟的同时，兵出不意，夺取后方，令人猝不及防，无疑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创新”战例，亦以此载明典籍，给后世“军事／外交”的组合谋略平添了许多变数。这在辽、宋、西夏、金、元之际又一再表现出来，平添了中国历史的曲折诡异。另题不论。

　　军事谋略实践性极强，当时虽不必顾忌道德评价，但事后如何遮掩，却是史臣必修之功课。吴人善于“炫言”的特点，也使《三国志·吴书》记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而《吴书》充斥“赤壁火攻”及“借荆州”等说，即欲以“赤壁争功”为“奄有荆州”设据，从而圆饰偷袭荆州之“正当性”。笔者多方发掘资料，另有专文辨析，限于篇幅不缀。

　　在湖北应山县东北七十里，接河南信阳县界有一关隘，即《左传》之冥扼、《战国策》之黾厄。《地理通释》言“此关因山为障，不营濠隍，故名平靖关，有大小石门，皆凿山为道，以通往来，荆楚守隘之地也。”故与黄岘、武阳号为“义阳三关”，俗名“恨这关”，亦曰“行者关”。后世曾以关公辞曹归刘，千里送嫂，或者举兵北伐，直捣宛洛时，未能跨越此关为憾。 嘉靖《应山县志》言：

　　“应山县关公庙……一在行者关南，旧传云长尝领兵经此，故立庙。知县王朝 璲 后亦有诗《题城东关公祠二首》（王朝 璲 ，安福人，本县知县）：庙貌香烟坠更兴，献黎奕叶仰遗灵。区区一念崇忠烈，匪为祝厘匪为亲。（观祠旧碑而云）皋夔稷契读何书？大节云长晚石渠。为学不先忠与孝，下帷底事为君诸？（祠寓业举生，故云）”

　　明末兵部尚书卢象升“剿寇”到此，曾赋诗言：

　　“关夫子过五关，此其一也。相传有‘勒马回头恨这关'之语，遂以为名。余剿寇信阳，闻郢中有警，星夜驰援过此。千古英雄恨这关，强分豫楚几重山。龙泉羽士嫌岑寂，鸟道征人探往还。剑削芙蓉身欲奋，幽栖岩壑意仍闲。 遐思壮缪当年事，历尽江山识岁寒。”

　　雍正十年《湖广通志》记述：“应山县关帝庙：有二，一在平靖关南；一在县东北一里。” 也算是湖北为关羽“弃富贵而重情义”的忠贞，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壮，在山川地理上留下的深深印迹吧！

二，“玉泉显圣”与佛教中国化

　　关羽以荆州为基地北伐，本为实现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设计的重要环节，即“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选择建安二十四年出兵，源于对“天下有变”时机的把握。 实际上建安二十二年（ 217 年）自曹操杀医士（医巫一体）华佗，囚方士左慈，就面临着一场和原始道教有关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武装斗争”。二十三年（ 218 年）许昌金祎、耿纪、韦晃和吉本、吉邈父子即率千馀人反曹。事实上，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是时南阳闲苦徭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 才招致曹仁出兵襄樊，为关羽北上反攻创造了条件。二十四年（ 219 年）关羽进军襄阳，围攻樊城，又有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民孙狼等起兵应羽，即《蜀书·关羽传》所谓“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鋭。”响应者除了仍愿奉汉为宗主之高门大姓的部曲武装外， 亦未必没有宗教原因。其实这也是关公将近 300 年后何以在“玉泉显圣”的重要背景。

　　楚地自古崇尚巫风，已为学者所共识。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的说法。《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俗好巫鬼禁忌”。直至隋代，其习犹故。《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

　　楚人淫祀之滥，于史有名。如《北齐书·慕容俨传》祷城隍，《荆楚岁时记》迎厕神紫姑、祭江神屈原、涛神伍子胥、灶神祝融等。而中唐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有“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之说，两事分别发生在侯景之乱及梁、陈之际，均为围绕荆州得失的战事，可视为南北朝时有关“关公显圣”的最早传说。《北齐书》卷二十《慕容俨传》载：

　　“ 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欻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约复以铁锁连治，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功。”

　　又《北齐书》卷三十二：

　　“（侯）景遣将任约击梁湘东王于江陵，法和乃诣湘东乞征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湘东遣胡僧佑领千馀人与同行。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

　　此与关羽镇守荆州事（ 208 － 219 年）已隔三百余年。结合董侹的说法，此时江陵之“城隍神”，在唐人观念中应即关羽。事实上 2005 年 3 月 15 日 荆州发掘沙市城隍庙遗址时，就出土了北宋红陶制作的关羽座像。 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公像。

　　城隍庙祭祀关羽与后世进入城乡普祀甚有关系，案三国至南北朝时，荆州情势迭经变故，已由刘表治下一方净土，演变为兵家必争之要地。而关羽、张飞作为三国时代受到三方广泛赞誉的“万人之敌”，“熊虎之将”，也在武将中一直受到推许拥戴。 这种影响持续发酵，终于在佛教传播荆楚地带的时候，开始发生质变，这就是佛教传说中的“玉泉显圣”故事。唐德宗贞元十八年（ 802 年）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为现知最早的记载：

　　“玉泉寺覆船山东，去当阳三十里，迭嶂回拥，飞泉迤逦，信途人之净界，域中之绝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名羽，河东解梁人。公族功绩，详于国史。先是，陈光大中，智 顗 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 虩 。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殁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

　　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智顗。智顗（ 538 ～ 597 年）为天台宗四祖，实为创始人，世称“天台大师”。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颖川，后迁荆州华容。其父为梁朝显宦。他曾先后为陈后主及隋晋王（即后来隋炀帝）延请为师， 授“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生前“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馀人，造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称数。” 卒后杨广派人按其遗图于天台山下造寺，即帝位后赐名”国清寺”。天台宗学说以《法华经》第一卷“方便品”为据，大开“方便法门”，以调合儒、道两家思想。其三祖慧思以道家之成仙，为成佛必经途径，希望“成就五通神仙”，“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异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灵芝草及神丹，疗治重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藉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 同时也讲“意守丹田”一类道家调息之术，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 天台宗这样讲求调气、炼丹和“不死之药”，无疑融会有很多道家的成分。陈寅恪曾直截了当地认为：

　　“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

　　俗谚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之说。其实早期情况恰恰相反，西域僧人入华，语言不通，习俗不明，所讲经文又尽为天竺故事传说，与中国毫无关系。尤其荆楚本为巫术道家之源，佛教更难进入。据陈垣《释氏疑年录》载，在 智顗传法之前， 荆州仅有很少外来和尚屈居洞穴。而 智顗《 遗文》第四则自叙：“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馀僧，学禅三百。”作为最早与天竺所传教义有所区别的中国教派，天台宗融合儒、道思想观念，亦时势之所必然也。这说明后世以它藉关羽以传教，绝非偶然之举。《全唐诗》已载有玄 宗时人郎 君胄题《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一诗，云：

　　“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

　　证实当阳玉泉寺的确早已有建有关羽祠宇。佛学西来，从唐代始本土化，而天台宗与禅宗即是当时佛教中国化的主要门派。 智顗 、神秀都出自儒生，通经博史，易于儒道佛的贯通。隋唐之际的佛道纷争及“安史之乱”前后三教争斗激烈，在客观上极大地促使了佛教本土化的进程。借迹关羽，应当也是佛教本土化努力的一个部分。

　　另一方面，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向来是长江黄金水道的枢纽，人流物转，也成为信仰传输的要地。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公》言：

　　“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月夜歌谣有渔父，风天气色属商人。沙村好处多逢寺，山叶红时总觉春。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

　　可知当时荆州不唯关羽立庙称神，其它神灵亦所在多有。而楚中神灵传播之路线，亦由汉唐商道逶迤而东，渐至江淮、全国。这个传说在宋代开始大盛。桂林龙隐岩桂海碑林博物馆犹存北宋至和二年（ 1055 年）《义缘龙隐岩造像记》言：

　　“城里崇明寺住持碁僧义缘谨用斋资，命匠者镌庄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军、檀越关三郎。相仪圆具，在龙隐岩释伽寺开光斋僧，上报 四恩，下资三友。至和二年乙未 九月五日 谨题 小师法巽、法稳、法衮、金符 书，匠人易任端，刻石卢迁。”

　　应该是唐人传说在宋代的新发展。禅宗北派兴于当阳，创立人神秀（ 606 ～ 706 ）亦重施 智顗 之伎，借“关羽显圣”之神迹弘扬佛法。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引禅宗《传灯录》云：

　　“大唐高宗仪凤年间，开封府尉氏县有一秀才，累举不第，三上万言策，皆不中选，遂乃出家，法名神秀，拜蕲州黄梅山黄梅寺五祖弘忍禅师为师，学大小乘之法。后云游至玉泉山，坐于怪树之下，见一大蟒风簇而至，神秀端然不动。次日于树下得金一藏，就于玉泉山创建道场。因问乡人：‘此何庙宇？'乡人答曰：‘乃三分时关公显圣之地也。'神秀拆毁其祠，忽然阴云四合，见关公提刀跃马于云雾之中往来驰骤。神秀仰面问之，公具言前事。神秀即破土建寺，遂安享关公为本寺伽蓝。至今古迹尚在，神秀即六祖也。”

　　则又移于已经彻底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成为护法伽蓝。以后宋人载记这一故事，则附会佛家经典之说，说得更加热闹，其事遂神。如张商英元丰四年（ 1081 年）撰述《重建关将军庙记》、志盘南宋度宗咸淳间（ 1265 ～ 1274 ）撰成《佛祖统纪》卷六《智者大师传》及卷三十九《法运通塞志》等。而作为关羽“大义归天”之地，当阳也的确一直保留着关羽祠庙。《宋会要辑稿》“蜀汉寿亭侯祠”及“关平祠”条言：

　　“一在当阳县。哲宗绍圣二年（ 1095 年）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忠惠公；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一在东隅仇香寺。羽字云长，世传有此寺即有此祠，邑民疫疠必祷，寺僧以给食。”

　　“在荆门州当阳县景德玉泉院。蜀将关羽子平祠，崇宁元年赐额‘昭贶'，仍封羽忠惠公。政和二年九月封平‘武灵'。”

　　这应当是中国最早的关羽祠庙，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可惜最近由于玉泉寺将此祠庙交由私人，大兴土木，过度开发的结果，反而失却其幽深雅静的古貌了。令人扼腕叹息。

　　此外襄樊的关庙也是北宋修建的。苏东坡弟子李廌《济南集》中也赫然载有《关侯庙》诗，其云：

　　“三方各虎踞，猛将皆成群。屹然万人敌，惟髯称绝伦。仗节气盖世，横矟勇冠军。艰难戎马间，感慨竹帛勋。凤阙倥蛮楚，庙食汉江濆。神游旧战地，庭树起黄云。”

　　其集未编年，故难以骤定写于何时。由诗意看去，当是游楚之作。李廌逝于宋徽宗大观三年（ 1109 年），其时中原尚称承平，但瞻仰关庙已勾起他的无限感慨。至于关羽在宋代已为军队护佑神，并在“靖康耻”中成为号召民众勇于反抗外敌榜样的情况，下文再说。

　　这里面还有一个隐伏的话题，即俗传关羽诞日为五月十三，其说不知自何时起。 但我疑心起源也关乎湖北风俗。五月向来被目为“恶月”，这种观念在荆楚一带尤为明显。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言：“五月俗称恶月，多禁。”“ 五月五日 四民并蹋百草，又有云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世说新语》载汉末胡广以 五月五日 生，其父母把他藏在葫芦中投于河，为人所救，乃以“胡”为姓，后历六帝，三登太尉。《宋书·王镇恶传》云，镇恶以 五月五日 生，家人因俗忌意欲出继他人，其祖父王猛曰：“昔日 孟尝 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因名“镇恶”而留之。则俗信关羽以五月为诞，其在荆楚奉祀之起始，未尝不是兵灾频仍之际，禳祈镇恶，驱疫辟兵之一法。而宋人洪迈则言 :

　　“释氏以正、五、九月为‘三长月'，故奉佛者皆茹素。”

　　故后世关公祀典恰有 正月十三 （闽台），五月十三（全国）及九月十三（官祭）三种说法，不为偶然。

　　随着种植品种更化，北方农区开始一年两作或两年三作，则以五月中旬必须下雨，以便麦收以后秋作播种，故以关公为祈雨之神，关公诞日为祈雨之期。如嘉庆七年河南《浚县志》：

　　“岁时民俗：（五月）十三日，祀汉前将军壮缪关侯，明时加封为帝，国朝因之，改谥忠义。自通邑大都至穷乡僻壤，莫不奔走恐后，勷祀惟勤。是日雨，则三农相庆，谓帝泽之遗也。”

　　这也源于荆楚风俗。如北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说：

　　“ ( 五月 ) 十三日 , 谓之龙生日。可种竹 , 《齐民要术》所谓竹醉日也。是日宜雨。谚云 : ‘不怕五月十三漫 , 就怕五月十三断。'以此卜后雨之有无。”

　　并以发生在荆楚的“关云长单刀赴会”故事为源，将五月十三所下之雨称为“磨刀雨”，影响到全国。

三，“春秋大一统”与关公成神

　　儒家向以“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精神自居，在是否将关羽列入国家尊奉的武成王姜尚的配祀问题上，中唐（ 782 ～ 786 年）、初宋（ 960 ～ 1043 年）曾有过两次反复，主要争论纠结于关羽兵败身死，“志业未成”的功利上。 这种情况随着北宋一朝覆亡开始改变。

　　建炎二年（ 1128 年）正月金兵挟破汴梁之势，正在蹂躏京畿，包围长安之际，在河南一带的关羽庙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真秘阁谢贶提点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狱公事，专切总领招捉贼盗。先是有撰《劝勇文》者，揭于关羽庙中，论敌兵有五事易杀：‘连年战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易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各宜齐心协力，共保今岁无虞。'贶得而上之，诏兵部镂版散示诸路。”

　　应当也是出自随从种师道由西夏前线赶来“勤王”，又崇尚关公之戌边将士之手。据载，建炎二年高宗确曾颁诏加封关羽为六字之“壮缪义勇武安王”，诰词云：“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 肯定了他在抗金中护国安民的功用。这也是关公形象成为抵御外侮最早的记述。广饶（今属山东东营市）嘉庆五年《重修乐安关帝庙碑》亦言：

　　“广饶关王庙：建炎二年建，金永安、泰和年间该殿首次维修。”

　　恰好出现在这个年代，不为偶然。又洪迈《夷坚三志》己卷七“刺立生祠（士人）”条言：

　　“明椿都统立生祠于玉泉关王庙侧：昔日英雄关大王，明公右手立祠堂。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傍人说短长。”

　　也是以关羽为榜样，自励自勉，不怕旁人以其自视过高，议论讥笑的意思。《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三十五·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元年）》：

　　“时山东豪杰开赵、明椿、刘异、李机、李仔、郑云等，各以义旗聚众。”

　　则明椿亦山东抗金豪杰。以关庙为“劝勇”之场所，也证明流行于市井之间的“说三分”故事，已把“义勇武安王”关羽作为激励鼓舞抗敌士气之象征。更有意义的是年轻岳飞亦曾以关羽、张飞自励，据岳飞之孙岳珂编辑的《金陀续编·百氏昭忠录》辑录孙逌《纪鄂王事》言：

　　“（岳）飞常与人言：使飞得与诸将齿，不在偏校之外，而进退禀命于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

　　孙逌并发表评论说：“飞武人，意气如此，岂易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可知关羽在抗金将士心目中的地位。如果细玩文意，岳飞发此言时犹为“偏校”，不能直接“禀命于朝”。查《宋史·岳飞传》，建炎年间岳飞先后为承信郎、修武郎，，正在湖湘一带作战，从属东京留后宗泽、王彦和杜充为部将，不能肆其志。绍兴初犹受张俊节制，直到绍兴三年秋始获召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始可“进退禀命于朝”。可知岳飞以关张功业自励，亦当在建炎年间，或许正是身处湖北的感慨。又近年许昌关帝庙树牌介绍说：

　　“许昌关帝庙肇始于宋。绍兴十年（公元 1140 年）岳飞率军于此处以‘关爷刀'大破金兵拐子马阵，击杀金兀朮之婿夏金吾，并生擒其副统军。捷后岳家军在灞陵桥西设坛立土祠，祭祀‘昭烈忠惠关王爷'，以谢神佑。”

　　惜未注明来源。按此年六月宋军确曾进行过战略反攻，最著名的便是刘锜与宗弼（即俗谓金兀朮者）的“顺昌之战”。闰六月岳飞部收复淮宁府、颍昌府（今许昌）、郑州、洛阳等地，七月破宗弼于郾城、颖昌，亦曾以麻扎刀、提刀和大斧“手拽厮劈”，大战“拐子马”，胜后并遣部将梁兴渡黄河。但此刻宋廷下令撤军，诸将退回江南，岳飞也缘“十二道金牌”撤至武昌。次年即被解兵权，入狱死。此次战事果否有“关爷刀”及建祠祭祀的说法，值得追究。惟关羽既已赐爵义勇武安王，不当另立“昭烈忠惠”之谥。此为疑点，敬俟高明指教。

　　如果说上述诸人还只是延续了武将对于关公敬奉的传说，那么真正使儒家对另眼相看，并在后世尊为“武圣”、“关夫子”，祀典与孔子比隆的原因，在于南宋理学“春秋大一统”观念的确立，以及理学史观的形成。

　　《春秋》为孔子所著之史，《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集解》刘熙注：

　　“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

　　这就确立了《春秋》编着的体例和行文中，含有浓烈的善恶褒贬之道德评价，甚至可以作为经世治国之大法。故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极大的肯定了此书的经世功能。但由于《春秋》言辞过简，战国西汉即有儒生加以阐释发挥，成为《公羊》、《谷粱》、《左氏》三传，被后世儒生奉为“经中之史”。宋代王安石“熙宁变法”，尝已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作为考生必读必考的教材，同时又以《春秋》为“断烂朝报”黜出经书之外。曾经激起了北宋理学先导的反弹。如张载在《经学窟理》中就说：

　　“《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个不得。”

　　伊川二程的反应更激烈，他们以为：

　　“圣人之道，如《河图》、《洛书》，其始止于画上便出义。后之人既重卦，又系辞，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只是当年数人而已。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

　　据说宋徽宗根本就没有读过《春秋》。徽钦二帝及皇室成员被俘北上以后，李心传《要录》综核各书，曾有这样的记叙：

　　“（建炎二年八月）金人迁二帝，自上京至其国御寨，遂移居韩州……金遣晋康郡王孝骞等九百四人至韩州同处，仍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驸马都尉蔡鞗尝劝上皇读《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见此书之晚！'”

　　这真是具有讽刺意义。鉴于“王学”摈弃《春秋》，故赵佶的皇子教育中当然阙失此经，可以想见赵构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春秋》。南渡仓促立国，纲常礼制百废待举。欲在战火之中重构社会伦常秩序，也需要明晰的理论的武器，以应对特别的、紧迫的现实。《史记》记载当年上大夫壶遂之问“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有一段回答就特别应景：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 于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将《春秋》一经对 于国 君人臣父子伦理和纲常秩序之重要意义表露无馀。故孙复的再传弟子胡安国先以《时政论》二十一篇进上，“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并且声言“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献言之后，“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以表无意于权势。这时的赵构也开始对《春秋》真正感到了兴趣：

　　“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今日视之，赵构南渡之初，于经学诸书中独主《春秋》一经，不但是当时情势的需要，也是对熙宁王学的矫枉过正。从此胡安国得以专意传注《春秋》，且讼王学言：

　　“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馀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

　　并在给高宗赵构讲学时，以《春秋》为例，对君主操守提出严厉要求，甚至明显责备到徽、钦二宗的“北狩”：

　　“胡文定《春秋传》作于渡江之初。其论国灭也，曰：‘春秋灭人之国，其罪则一。而见灭之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之节，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就执辱，其罪为重。许斯、顿牂之类是也；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稷，有兴复之望焉，托于诸侯，犹得寓礼，其罪为轻。弦子、温子之类是也；若夫国灭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毙焉者矣，于礼为合，于时为不幸，若江、黄二国是也。'其旨严矣。如刘禅、愍怀，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时鞑虏入蔡，残金之主守绪，乃能聚薪自焚，义不受辱，庶几于江、黄。”

　　借《春秋》大义， 向国 君守臣提出了国难当头的三种可供选择的出路：被俘、出走或者死难，并且明确 宣示了 君主死难殉节虽然“于时为不幸”，但是“于礼为合”。结末罗大经提及蒙元入蔡灭金，金哀宗完颜守绪（ 1198 ～ 1234 年）自缢的史实，认为符合《春秋》“义不受辱”之旨，又为亡 国 君主树立了一个新尺度。这时距离南宋祥兴二年（ 1279 年）“厓门之战”失败，陆秀夫背负小皇帝宋恭宗赵昺投海殉国，只有 45 年。而徐梦莘回顾本北宋亡国前后时，曾引干道六年（ 1170 年）左宣义郎、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刘焞的上书，感慨地说：

　　“重念国难以来，州镇牧守不可胜数，仓卒之间，望风弃城盖十八九，婴城自守百无一二。至于整兵迎敌，以必死抗节者，又绝无仅有。”

　　这和南宋亡国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誓死抵抗的情况，已经形成对比。 从此“忠义节烈”的价值体系也逐渐树立起来。而关公兵败之际毅然就死，“大义归天”的形象，自然而然成为理学标立的重要历史榜样。如果我们在注意到，明末除了南明弘光以外，崇祯、唐王、鲁王和永历等几位或者临朝称制，或者监国之主，以及史可法、黄道周、李定国等一大批佐命大臣，陈子龙、夏完淳等一大批在野儒生都以死殉职，所谓“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者比比皆是的话，就更容易品出胡安国、罗大经的这一段话，对 于亡国 君臣的历史分量了。不仅如此，黄宗羲（ 1610 ～ 1695 ）还标示出史家书写“殉职”的体例：“曰死之，曰战死，曰败没”，其间显有高下之分：“死之者，节之也；战死者，功罪半也；败没，则直败之耳。”显然认为“死之”是文臣一种主动选择的节义行为，“战死”已意味武将虽然尽力但没有尽到职责。至于“败没”则属于失职以后的身不由己，无足道哉。

　　第二层意义是“春秋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向来是减少战争频率及其伤害，整合国家资源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故自西周以来，“盛世”理想都与“统一”密切相关。而其思想及理论资源，即来自于《春秋》“公羊学”强调的“大一统”观念。又经过理学的发覆，对于中国宋后的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中国自元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如南北朝、晚唐五代与两宋那样，以割据或者偏安之主，或者倚恃天险长期与中央政权抗衡，或者通过纳帛输金以求自保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春秋》大一统”的观念随理学扩展而深入君心民心。面对北面强敌压境，南宋习《春秋》学的诸臣心理实在难以平衡。在主战、主和两派的纷争中，“恢复”始终是一个主题词，可以推想“大一统”已成为南宋士人的心意情结。最为著名的表述，便是陆游《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岛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不过随着赵汝愚、韩侂胄主持“兴复大计”的失败，这个豪壮的旋律显得愈来愈微弱，“《春秋》大一统”的豪壮口气，在宋儒嘴里也逐渐变为嚼嚅，直至归于沉寂，于是传出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钱锺书《宋诗选注》笺注陆诗，尝说：

　　“陆游死后二十四年宋和蒙古会师灭金，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十一《端嘉杂诗》第四首就说：‘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箦愤堂堂；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陆游死后六十六年元师灭宋，林景熙《霁 山 先生集》卷三《书陆放翁书卷后》又说：‘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岛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倒是理学的“北枝”把“《春秋》大一统”的声音放大出来，这就是元儒的“用夏变夷”， 贯穿于郝经、许衡、郑玉、赵汸等人的《春秋》学观点之间，并通过他们，达于明清。钱锺书曾引《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七月戊辰”：“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认为“即言华夷非徒族类（ ethnos ）之殊，而亦礼教（ ethos ）之辨。” 入元理学重臣格于当时形势，不得不突破“族类之殊”，强调“礼教之辨”，以“行汉法”来承道统，对“大一统”进行了重新诠释。这种立场一直延续到清末建立“中华民国”的争论中，梁启超据以力辩“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反对章太炎之“若西藏、回部、蒙古等地，血统、语言无一与汉族相类，位等荒服，自应‘任其去来'”的观点，才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 意义深远，不可小觑。

　　南宋《春秋学》的重新建立与诠释，对于儒家认同关羽作为历史榜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本有“羽好《左氏传》，讽诵略上口”的记载，《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又写吕蒙向鲁肃说：“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 就成为后世儒学尊奉关公的主要依据。

　　话题回到湖北，当年关羽北伐襄樊，“威震华夏”，却遭孙吴偷袭，功亏一篑的历史，以及孙吴为求偏安自保，袭杀关羽的私心，又一次被理学拿到“道德审判台”上。《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曰：

　　“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

　　又陈亮以与朱熹论事每多不合，闻知当世。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意见一致：

　　“陈子曰：余论次（关）羽事，至于禁等七军之没，未尝不痛恨于吕蒙也。当是时，羽威震华夏，许下之民，负担而立。使羽舍樊、襄阳，乘锐兵径进许，以曹公之雄，岂能禁方张之势哉！”

　　蒙古初年理学纯儒，被誉为“ 北朝文天祥”的郝经在“羁宋”期间终于完成了《续后汉书》九十卷（别为一百三十卷），专述三国史，自言以“裴注之异同，《纲鉴》之去取，《纲目》之义例，参校刊定，归于翔实。以昭烈纂承汉统，魏、吴为僭伪。”在卷十六《关羽列传》中文字较陈寿志传增加一倍有馀，不但特意增加了“羽仪状雄伟，岳岳尚义，俨若神人”的描述，并在传后议赞中寄寓极为浓重的感情：

　　“羽、飞从昭烈啑血起义，夙定君臣之分，期复汉室，百折兴王。阚如两虎啸风从龙，夹之以飞，雄猛震一世，号称‘万人敌'。羽报效于操，致书而去。飞瞋目横矛，而与操决，矫矫义烈，上通于天，汉于是乎不亡。及羽禽于禁，飞败张合【合】，犄角荆梁，蟠亘万里，示天下形势，贼不足平也。羽威震许、洛，权操堕胆，枭潜鼠伏，阴谋掩袭。壮哉乎！为汉家一死，无憾也。羽以死事昭烈，昭烈与飞以死报羽，君臣三人，始终不渝，共死一义，古所未有也。”

　　约在元大德、至大年间 （ 1297 ～ 1308 ），当阳已有儒生在慨叹关羽“事机垂成，祸生于所，忽乃守其志，终始不回，卓然为汉忠臣，独见称于后世，庙食玉泉，至今不绝”的同时，开始在官方支持下探索典籍，访求传闻，系统编纂关羽事迹，裒集成册，取名《关王事迹》（又名《新编关王实录》），又开创了理学儒生为关羽托传纪圣的一个大系列。 作者胡琦在《新编实录序》中称：

　　“其事迹本末，具存国志。所不载者，散在众籍，文字交错，难用检寻，览之者不无病焉。而世俗所传，道听途说，鄙俚怪诞，予窃笼之，故尝有刊正之志，而未能也。旧令 尹孙 君吉甫，燕山之产也。好古而文。大德丙午（ 1306 年），过予漳滨，问三国所以兴亡，又问云长成败之由，及玉泉灵显之迹，予一一据实以对。吉甫喜甚，且曰：‘先生之事，可为一家之书。'予应之曰：‘此仆本心也。'于是退而具草，以本传为主，旁搜前史，互阅故书，校其同异，差次而推衍之，编为《实录》。其文则因于旧，其事则详于前，遂乃因而论之，以备遗亡。又辄用己意，稽古验今，则为八图：《神像图》、《世系图》，《年谱图》、《司马印图》、《寿亭侯印图》、《大王冢图》，《显烈庙图》、《追封爵号图》。又广览载记，采事拾实，析作四门：曰‘灵异'、曰‘制命'、曰‘碑记'、曰‘题咏'。积年而后成，立名曰《关王事迹》，凡五卷。”

　　这样就从关羽祖系、生平年谱、身后灵异，到历代封赠、碑记、题咏等汇刊一处，为系统铺叙关羽事迹奠定了基础。胡琦还承袭朱熹之论，撰有《关、张年岁考辨》以实其“兄弟结义”、《汉寿亭侯考辨》以其正汉室封爵、《蜀汉考辨》以明其正统所归、《解池斩妖考辨》以辨其传言之妄，以正《广见录》“解池神怪”为“张氏世济其说”之非，均以理学史观一一辩证之。由此书胡琦和李鉴的序言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除了宋代碑记中就经常提及的关羽事迹如“事汉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贼畏之如虎”，“讨樊之举，鼓忠义之气，破奸雄之胆，可不谓不壮”，以及“于禁出降，庞德就缚，许下议迁，中原响应，嘘死灰于复燃，续坠绪于将绝，汉事将成矣”等《三国志》所载史实之外，还首先将关羽生平概括为“义”，即所谓：

　　“此岂不知义者之所能为乎？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神之义勇，充塞宇宙，今至亦有生气，遂使鲸浸之南，龙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云长，天马恍惚见之，此岂区区祸福而能若是耶。”

　　这种观念，后来亦为清人毛宗岗评点中以关羽为“义绝”所本。这意味着将三国人物故事理学化正统化的开始，值得注意。

　　元代关公进入国家祭祀，忽必烈至元七年（ 1270 年）开始的密教“游皇城”盛典，首先将关公置于主神位置：

　　“岁 正月十五日 ，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

　　蔚州（今河北蔚县）《大元加封显灵英济义勇武安王碑铭》还记载说：

　　“国家崇礼百神，祀典所载，罔不秩序。若蜀汉关将军者，宋封义勇武安王，名与德称，可谓竭尽无馀蕴矣。本朝以武功定天下，所在郡邑，悉建祠宇，士民以时而享。”

　　事实上开始了官方普遍为关公修建庙宇的历程。可惜当阳关庙塑像文革被毁，但复修时懵懂人将关公塑为现代造型，手持令符之像，不文不武，非道非儒。置于历史价值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殊为遗憾。

馀 论

　　21 世纪初，北京历代帝王庙复建完成。将历代帝王供于一庙的做法，也是由元代创建的。明清两代列入祀典的帝王人选曾经屡生变化，朱元璋厘定入祀诸君除三皇五帝外，还有夏禹、商汤、周文王、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但黜去秦始皇不提，已经“越秦”而“以汉代周”，体现出宋元理学的正统观。后来又增加历代功臣作为陪祀。满洲政权稳定之后，顺治十四年福临接受臣工建议，增加“守成”之君如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等的崇祀，而将未及混一宇内的“偏方之主”辽、金、元之太祖黜落。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年）再议奉享陪祀时，弘历就以辨明“中华统绪”作为出发点，通盘筹划出超越民族朝代，“一统帝系”的奉祀原则：“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对于历代“正统”，即政权合法权力来源的一次整体梳理。其中以蜀代汉，以五代后唐、后周代唐的旨意显豁。出于多民族融合的考虑，北方偏霸之主尚可入祀，却决不允许历史上任何偏安、割据之邦自立门户。这既是对于历代“正统”争议的一次总结，又何尝不是出于“《春秋》大一统”历史观念的考虑。

　　在这座只供牌位，不设像塑的儒家祠庙殿堂里，唯一例外是正门西偏修建了关公祠，塑造了关公像。他就是理学正统史观及“春秋大一统”的形象代言人。

　　这也为关公在儒家的最终定位，画上了一个句号。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已言“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也指出“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故以 “ 补其阙 ” 、 “ 惩其妄 ” 为其职司。唐人议论纷然，《晋书·陈寿传》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刘知几《史通》则批评裴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其间始末根由，历史纷争，今人胡宝国有《 〈三国志〉裴注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 1 集， 2001 年），可以参看。

　　可参《武将群中独一人——关羽人神辨析》，辑入中国社科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主编‘ 2001 涿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与关圣》，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 2002 年出版。

　　《三国志·陆逊传》，又《三国志·全琮传》言，琮曾上书陈羽可讨之计。孙权“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公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是仪传》：“吕蒙图袭关羽，权以问仪，仪善其计，劝权听之。从讨羽，拜忠义校尉。”都是吴人早想袭击关羽的事例。

　　《从吴鼓吹曲所辑〈关背德〉、〈通荆门〉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辑入《关羽、关公与关圣》。又《历史与演义：“赤壁之战”的实中之虚与虚中之实》，原载中国社科院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魏书·武帝纪》及注引《曹瞒传》。

　　汉末动乱开始後，原有豪强即拥部曲以自养自固，俨然割据政权。《吴书·朱然传》裴松之引《襄阳记》注“赤乌五年征柤中”曰：“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馀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即此谓也。虽然此三家并未反曹，但类似的部曲割据，未必没有“遥应羽”者。

　　《武汉晨报》《荆州城隍庙遗址出土千年关公红陶坐像》（ http://www.hb.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 03/22/c ontent_3921968.htm ）又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述“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 则为後世附会关羽北上襄樊，“水淹七军”，擒获于禁、庞德之说，在传说学上另有意义。

　　可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关、张之勇》之缕述。中华书局王树民校定本 137 ～ 138 页。

　　《全唐文》卷六八四，中华书局影印本。另据刘禹锡《故荆南节度推官董府君墓志铭》，撰者董侹（？～ 812 ）“弱年嗜属诗……中年奉浮图，说三乘……晚节尚道”（《全唐文》卷六八四），也是一个通晓三教之人。故三教典故都能纯属应用，这也是为关羽崇拜进入三教奠定的基础之一。

　　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载《大正藏》四六卷。

　　参《大正藏》卷四六《修止观坐禅法要杂说》。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三》，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全唐诗》二四八卷。又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五作“唐郎士元《关某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关帝志》此诗题《壮缪侯庙别友人》。可知唐时尚未避关羽讳。

　　笔者另有《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史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这一过程的由来变迁。原载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中语系《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 1995 年 5 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续後大量增订辑入笔者所著《中国文化史研究·关公信仰系列》第一册《伽蓝天尊——佛道两教的关羽崇拜》，香港科华图书公司 2005 年 9 月出版。

　　《 全唐诗 》 卷三百 六十一卷 。

　　摩崖在龙隐岩，高二尺六寸，宽一尺八寸，真书径一寸五分。此则材料承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刘玲双女士提供，谨此致谢。

　　今存佛教典籍有《景德传灯录》、《续传灯录》等几种，但笔者没有发现类似记载。或者应出于宋真宗在当阳玉泉寺官修的《景德传灯录》轶文中。待考。

　　俱载影本《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二九。又嘉靖元年《湖广图经志书》载“荆门县关王庙……一在州南二十里，宋天圣间建，元修。”万历《承天府志》：“承天府关云长庙：兰台东偏祠关云长……皆宋淳熙中建。”“荆门州关庙：宋边居谊筑城时所建关将军庙，一在中街，一在卓刀铺。”可知宋代湖北境域关庙不少。

　　四库本《济南集》卷一， 11 叶。同卷还有《题庙》颂扬诸葛亮。四库馆臣辑《济南集》提要，言“其祭苏轼文所云‘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者，当时传诵海内。”后世当阳玉泉寺小关庙联语“皇天在上，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回千古英雄之气”即仿此而作。案李廌未获功名，故无“公费旅游”之便。张邦基《墨庄漫录》谓田衍、魏泰寓居襄阳，以口舌擅利而为当地人畏惧。“未几（李）廌来寓，人更憎之，续曰：‘近日多魔，又添一廌'。”综合种种，则其所见关侯庙应在襄阳。

　　笔者《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山西沁县宋元丰关侯庙碑记考释》探及唐军佛教战神毗沙门天王信仰在中土隐退之后，宋军开始以关公为战神的经过。原载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 2004 年第四期。

　　此说最早见于蒙元初期郝经《顺天府〈重建武安王庙记〉》，其中有“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等语（《全元文》第四册， 385 页。系年己酉，即南宋淳佑九年，公元 1249 年。）又另有关羽诞于六月二十四，关平诞于五月十三之说，则知与“关三郎”之说有关。

　　《容斋随笔》卷第十六《三长月》。

　　笔者《李晟与“关公斩蚩尤”传说—中唐时期忠义观念的转变与古文运动的兴起》及《宋代理学与关羽崇拜》探及此题，分别辑入《伽蓝天尊——佛道两教的关羽崇拜》及《超凡入圣——宋代儒学与关羽崇拜》两书。部分内容曾以《唐宋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中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为题，在《文学遗产》 2003 年第二期发表。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一。

　　乾隆《解梁关帝志》卷之一， 66 页。注明原出《荆门志》，《诰词》仅存两句，“馀文缺”。

　　广饶档案网（ http://www.grda.gov.cn/danganzhanting/guandimiao.htm ）现南宋原构大殿仍保存完好，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宋词纪事补正》卷九六。

　　四库本《金陀续编》卷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张载集》，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8 年 8 月版。

　　朱熹编《二程遗书》，四库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第十五卷。

　　丛书集成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中华书局重印本， 350 页。

　　《史记·太史公自序》。

　　《宋史·胡安 国传 》。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排印本， 70 页。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十四上。

　　元人修撰《宋史》已列若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补见夏金宋殉节诸臣”条（《校证》下册 663 － 666 页）又补订了宋金守土殉难的将帅城守名录，可知南宋末年将士死节之多。且不说隋唐五代亡国时守将的望风而降，即与北宋相比，也不啻云泥天壤。

　　《管錐编》第一册， 215 页。

　　《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虽然不无“先进文化”的优越感，但最早提出了多民族共处及文化融合的概念，这为汉末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解释“夷狄而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民族融合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元儒立论的基本立场。

　　《管锥编》第四册， 1488 页。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对这次激烈争论曾有撮述，可以参看。

　　钱锺书尝言：“古之‘名将'而‘精通'《左氏传》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三曾标举之，关羽、浑瑊、狄青等与焉。”（《管锥篇》中华书局版第五册， 32 页）。是因为《左传》集中汇集了春秋时代的各种战例，与《孙子兵法》这类战争哲学的论著相比，更适合行伍出身的将帅理解。

　　陈亮《三国纪年》。 2 叶下至 3 叶上。

　　今存明成化七年张宁刻本、明嘉靖刻本及明万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明嘉靖年间吕柟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刻，成《义勇武安王集》六卷。清顺治末钱谦益又取胡、吕二书次第刊定，厘为八篇，即《本传考》、《故事考》、《谱系考》、《坟庙考》、《封爵考》、《神迹考》、《正俗考》、《艺文考》，依旧称《义勇武安王集》。此外万之蘅《汉关侯事迹汇编》、周广业《关帝事迹征信编》、卢湛《关帝圣迹图志》等，则多踵继钱氏之编。

　　《元史》志第二十七下祭祀六“国俗旧礼”。

　　光绪《蔚州志》卷九《金石志》上，原注言：“碑在蔚县南关，石高四尺二寸，广二尺一寸，正书十八行。额题加号之碑四字，篆书。”（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1986 年 5 月排印本，内部发行） 216 ～ 217 页。蔚县杨炜志持赠，并多次邀请笔者寻访当地明清关庙遗址，谨志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