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公文化论坛论文选登之七

论关公信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洛阳关林管理委员会 洛阳古代艺术馆

吴 健 华

    河南洛阳关林文管所办公室主任吴建华先生（右一）与文管所主任王治淮先生（中）、香港世界关公文化促进会会长雷震寰先生（左）在洛阳关林（朱正明摄影）

   摘 要 本文从汉末的政治状况、军事态势、文化背景和关公人格形成等方面，对关羽的社会实践及社会影响进行文化的、伦理的分析，论述了“关公文化”由史实到故事，由故事到传说以至由传说到神化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关羽体现的忠义仁勇不仅是社会倡导的美德，也是千古一脉的民族精神的文章主旨。

    关键词 忠义仁勇精神 史实 传说 神化 关公文化形成与发展

    关公是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历史人物，是海内外华人最熟知、最敬慕的道德化身。其无形的道德力量已转化为广大教化的传统美德，并深深地存留在世俗观念里，规范在社会行为中，逐渐形成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辐射性文化形态——关公信仰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关公信仰文化因被注入诸多富有活力和时代倾向的思想内容而得以发展和弘扬。笔者谨从关公信仰文化的传统基因人手，就其形成及发展谈几点管见，以就教于专家和关公文化的研究者。

一、关羽的榜样力量与社会认同

    东汉末年，刘氏皇室腐朽形现，官宦豪族日趋没落。颓废的社会经济，已无力支撑东汉王朝欲坠的宫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衣食难继，哀怨于途。趁黄巾起义余声，郡豪乡党，振臂而呼，啸聚山林；地方官吏，各怀异图，乘机揭竿而起，拥兵自重。大军阀董卓废少帝刘辩、立门童刘协、自任相国干政的窥鼎野心，犯天下之怒。由是关东群雄顿戈而起，引发了中国封建史上的第二次军事大割据。东汉朝廷这条破船在争鼎割据的狂涛浊浪中飘摇。激烈的夺权斗争，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也严重破坏了儒家建立的“大一统”纲常，极大地冲击了东汉社会成员文化心理结构前沿的道德屏藩，这对于忠于汉室以维护纲常为己任的关羽来说，是难以接受却又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关羽自幼喜读《春秋》，且能谙熟上口，自然深受儒家正统道德的熏陶，以忠事主、以义友朋、以礼立身、以勇建功的观念，支配并贯穿于他卓然于世的生平实践

   汉灵帝光和二年 (公元179年)，解梁里中恶少不义杀人，关羽抱打不平，愤然杀之。正是这次除恶扬善的义举，促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于涿郡遇刘备、张飞，三人相知相敬，恩如兄弟，定交桃园，义结生死。金兰之盟，流誉于后。曹操围攻下邳，遣名将张辽劝关羽降曹。关羽为全刘备家室而与曹操相约三事，为此，关公斩颜良，解“白马之围”，义报“ 东 君”厚遇。陈寿评论道：“关羽报效曹公……有国士之风。” ①及关羽离别曹营追随刘备，深为曹操感佩，故壮其德曰：“事君不忘本，义士也。”②时人谓“关羽与备，义为君臣”，③说明他们的君臣关系是以“友朋”为前提、以“兄弟”为纽带、以“忠君”为结果的道德规范行为。东晋史官裴松之赞道：“关羽勇而有义。” ④可见，三国时期关羽之“义”，已被认定为具有道德意义的高尚操守。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舍生而取义，可也。”圣人之“义”是儒家学说核心“仁”的道德成分，它旨在强化社会成员的是非感和正义感，而关羽之“义”则把儒家教义转化为具象的行为实践，这种实践又直接影响和推动着道德教义的传播，形成良性的社会教化。正是这种道德学说与行为实践的结合，才奠定了关公独具魅力的人格基调。

   除却关公可参天地之义，还有他“刮骨眉不皱、疗毒笑谈中”的大丈夫气概，以及万人无敌的神勇和对先主刘备的耿耿精忠。关公集“忠义仁勇”于一身，是有史实根据的。

   关羽“刮骨疗毒”之事并非小说家的虚构或粉饰，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官之书，这与关羽“五谷遭围而不惧，沦于敌手而不屈，慷慨赴难而不苟”的凛然正气是一致的。

   关羽从先主刘备于河北起兵，南征北战：讨董卓于中原，战吕布于虎牢，援公孙瓒于界桥，救孔融于许昌，拯陶谦于彭城，计杀徐州刺史车胄，斩颜良于白马阵前，夺五关，毙六将，攻樊城，淹七军，生擒于禁，决杀庞德，致使荆楚震憾，京师骚然，曹操欲挟献帝迁都以避关羽之锐。故曹操谋士程昱曰：“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诗人杨戏曾作《关张赞》：“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

   中国煌煌大观的二十五史及种类繁多的野史稗乘中，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不可胜数，但“三教并尊”，天、神、人合一，且身后庙祀无垠的历史人物只有关羽，正所谓“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释称佛，儒称圣，道称天尊。”

   在封建时代，“忠君”是“礼”的外在表现，而“礼”是“仁”的道德外境，是制度规范。关公的忠义实践不仅高扬了儒家学说的道德观念，也强调了它的社会价值，淳化了它的社会功能。关公神勇名震当代，也流誉于后。后世“以勇立功，以功扬名”的观念即源于对关公神勇的阐释。北魏孝文帝不仅倡关公忠义，还用关公以勇建功的精神鼓励部下。后世推崇关公忠义的实例不胜枚举。

   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礼就是制度规范。动荡的社会，混乱的观念，需要“礼”去规范、去整肃。在三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态势下，关羽的生平实践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道德行为，它体现了一种社会价值标准——高尚的德操，这也正符合儒家一贯倡导并追求的理想人格。关羽的人格，除了他的秉赋之外，还包括他与社会成员、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人格价值特质——忠义仁勇，这就是他最为历代各阶层人士信服和敬慕的榜样力量所在。关羽的“忠义仁勇”获得了当时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由此也证明了儒家道德观念仍然是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二、关公信仰文化形成的文化背景及条件

   关公的神化首先发端于人们对其德行的敬慕，逐渐形成了道德意义上的心理认同。这种民族的认同心理是在社会公德意识主导下发育的，在广泛的道德实践中发展的。关公是理想与现实结合的精神寄托，随着信奉人群的扩大及与道德实践的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了道德与神祗的合璧。关公信仰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其源头可上溯到南朝末期。

   南朝萧梁朝廷内部因武帝萧衍之死而几代互相残杀，梁宣帝因此而咨事于关羽；梁末，权臣王琳也就家国之事诉愿于关羽。这说明南朝时期关羽已演化为安定国家、祈福禳灾的神灵。

   南朝陈光大中，智觊禅师于天台宴坐，夜半闻关公“愿舍此地为僧坊”语，并约时日。至“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鸣，前劈巨岭，下烟澄潭”。由是“鬼助土木而成”，现香界于玉泉，肇关公信仰于始元。关公“舍地建僧坊”的故事出自佛门弟子之手，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关公神化的文字记载，时间约在公元 567年前后。若从关公信仰形成的文化背景考察，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定。

1．由史实向传说故事的演化

    关公的忠义仁勇在三国时期和东西晋两朝产生过很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榜样化、人格化的故事也随之流传，而流传中的倾向性变化又使得关公的形象更丰满、更富有人格魅力。成书于两晋时期的《山阳公载记》曰：“马超见先主待之厚，常呼先主字，关羽怒请杀之。”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就此事曾作番考注，认为这是民间讹传，言不经理。其实，马超这样称呼刘备，在当时也极有可能是事实。以关羽对刘备的兄弟感情，马超直呼刘备字，关羽认为是对其“大哥”的不敬，产生激烈的言行也是常情。这则记述中可以看出民间传闻已走向故事化。在关公身后的二百余年中，关公故事不仅流传甚广，且有明显的褒关公、颂忠义的感情倾向。隋朝初，山西解州已创立具有纪念性质的关羽祠堂。这对广大民众来说，寄托有所依，祈愿有所诉，是直接产生关公神话的口承文学基础。关公故事的传播，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也与民间敬慕关公忠义仁勇的传统心态合拍。当然，这些故事是在相关史实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民间口承文学对史实的通俗叙述和倾向性创作。民间口承文学是有效传播关公故事的主要途径，这对关公的神化起着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三国志》对关公“忠义仁勇”的事例有所记述，但不系统。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表述得不仅系统，而且细致，其故事化的价值观更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如温酒斩华雄、立战功回报曹操厚遇、封赏赐辞曹归汉、华容道义释曹操、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等都是经典章回。宋人郑咸评论道：“爵禄富贵，人之所甚欲也。关羽视万钟一芥之轻，比千乘于匹夫之贱者，岂有他哉？忠尽而义胜耳。”郑咸之论，有感于民间关公传说故事在当时社会的教化作用。

2．关公神话是对传说故事的演绎

   神话是由传说的积淀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关公神话是在大量传说故事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应该肯定，它首先发端于民间。关公于覆船山建僧舍故事，是佛门弟子从民间相传的关公灵异之事的启发中演绎出来的。传说是史实、故事经过倾向性加工形成的广大民众认同的文学形式。关公神话则是这种故事加工后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文化艺术品，是对优良美德的传承。

   唐贞元时期，裴度节度荆南，及见玉泉寺残毁，便发愿输资建寺，其僚属董侹所撰《贞元重建庙记》载：“将军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解人，公族公绩，详于国史。先是陈光大中，智□禅师者至白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禅师出山以观其用'。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敌……生为英贤，死为神明”，“至今缁素人寺皆若严宫，在旁无敢亵渎。”唐人于不经意中为今人保留了重要的确切的关公信仰事象：唐代民众人寺谒拜关公时毕恭毕敬，因为他“生为英贤，殁为神明”。这当然是传说故事向神话俗演的结果。可以确定，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关公已是广大民众顶礼膜拜的神灵。成于唐宋间的《佛祖统记》一书中记述了关公与子关平双双“受戒于此” (玉泉寺)，皈依了佛门。显然佛门弟子也敬慕关公的仁义道德，并把关公作为自己教派中的神灵，奉为“伽蓝”，与佛教中的“三世佛”、“四菩萨”、“四大金刚”、“三十二神将”一体尊奉，并与“三十二神将”之首的韦驮平起平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同化力。道教也不示弱，把关公封为“护 国真 君”、“协天大帝”等。五代时期，民间除塑关羽神像外，还悬挂画像以祀之。

   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关公“灵异”、“神化”之事，经朝野书写口传，遍播海内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轰动效应、信奉最广泛、最具人性味的历史人物神化现象。人们把关公“忠义仁勇”作为规范人们生活和交往的道德定式，并加以神化来颂扬，说明了关公神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心理补充，也是社会成员的精神寄托。

3．关公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

关公文化的产生已越千载，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成员的思维、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社会教化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信义为本。关公的这种高尚品质充分体现在中国封建社会和现实生活中 (包括海外炎黄子孙之间和与其他民族交往活动)。中国人的信义为本、轻财重友是独具华夏民族个性的特征之一。做买卖讲信义，日常相处讲信义。轻财才能仗义，才能在危难中互相扶助，俗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是中国商人或社会成员间稳固的社交文化心理体现。

   ②忠诚为贵。忠君孝亲重友是忠诚的具体表现。关公对先主刘备和汉室的耿耿精忠，得四海之誉，受三教之尊，开两仪之明。后世广其内涵，忠 于 君，忠于父，忠于家庭，忠于事业等。忠与诚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所以人们在生活中把“忠诚”这个传统观念词汇淳化得更具体、更普遍，实现了社会教化意义上的升华。

   ③报效家国。封建时代，士子青灯苦读，希望得第为官光耀门庭，报效家国。也有的从戎戍边，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岳母为岳飞刺“精忠报国”四字，体现了当时社会民众报效国家的心态。不论是封建时代，还是现代，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永恒的主题。关公神勇是历史造就的，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与民众的价值取向共同锻铸的民族精神，它鞭策着中国人报效家国的社会行为。

   另外，海外华人敬奉关羽为“安家保身”的护法神和武财神，这也是关公信仰文化得以传承古今的因素之一。关公文化的社会教化作用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三、关公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及内涵演变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精神是全体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主导思想，是中华民族卓越文化素质的表现。她包括重德精神、务实精神、宽容精神和爱国精神，用 张岱年 先生的话说：中华民族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关公的“忠”是以国家一统为前提的思维定式，没有他尊崇不二的“汉室”，就不可能有对先主的耿耿精忠。“忠”是关公文化的核心，“仁”是关公文化的精髓，关公的为人实践正是履行了“舍生而取义”的最高行为准则。“仁”是关公信仰文化的道德外境，是其忠义精神的理性升华。关公的神勇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不畏险阻、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个性。可以说，关公的生平实践正是中华民族以仁为本、以和为贵、宽容爱人、献身报国精神的体现，这些就是关公文化最具生命力和辐射力，传承不衰的文化基因。

   当然，不伺历史时期对关公文化的阐释是不同的。宋代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明代封关羽为“护 国真 君”、“协天大帝”和“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清代的统治者把关公首先作为道德化身进行加封和推崇，让人膜拜，也是他们入主中原之后便于推行统治的需要。 1940年，国民政府要员王平政在关林《关帝圣像重新衣冠记》中写道：“窃谓关公之尊荣，原不是为重轻，而人之敬关公则无所不用，其诚如此，见吾国人重豪侠，尊忠义，殆成为第二性矣。世有慕关公而起者，吾敢正告之曰：‘学关公无他，杀敌除奸，尽忠为国而已矣'。”是时，乃中华民族抗战之紧要关头，以关公忠义仁勇精神激励国人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侵略，拯救民族危亡。这说明关公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思想意义和教化方式。

   时至今日，凡有华人居住之乡，则有关公信仰承传之证，关公文化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炎黄子孙千古一脉的大一统观念超越时空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文化表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发展和弘扬。从这种意义上说，关公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特殊文化景观。

注释：

①陈寿：《三国志·序》。

②陈寿：《三国志·魏武帝纪》。

③④陈寿：《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松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