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关公文化网消息:据山西媒体报导,10月23日,由运城市委宣传部主办、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承办的“百家讲堂”举行揭牌仪式并正式开讲,近百位来自运城13个县市区的专家学者及文化爱好者聆听了讲座。
王大高先生近影
首期特邀嘉宾山西省委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原主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王大高,为大家带来了《关公崇拜中的“义”文化》讲座,带领大家了解关公文化中“义”的精髓和内核。
王大高先生长期致力于关公“义”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多次在国内多所高校开办讲座,受到听众的欢迎和好评。此次讲座,是他近些年来对关公“义”文化深入挖掘、探究的体会和感悟。
关公与关公文化信仰
讲座开始,王大高首先介绍了“崇拜”二字。他说,崇拜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崇是崇敬,拜是态度。这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即向什么人看齐、做什么事、让自己拥有怎样的质量。其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敬”和“畏”。
不同阶级、职业、民族、区域等有不同的崇拜现象,而对于关公既“敬”又“畏”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因为唯有关公是受到不同阶级、职业、区域的华人共同崇拜的。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关公精神对我们生存、发展的影响元素。而在王大高看来,这个元素就是“义”文化。
王大高通过《三国志》《关帝志》等文献记载和“灞桥挑袍”“千里走单骑”等故事,以及各关帝庙关帝垂训碑、风雨竹碑等碑刻,以丰富的图片和史料带领大家回顾了关公生平。他将“关公信仰与关公崇拜”归纳为四句话:“三教尽皈依,历朝屡加封,名流竞美誉,世人皆尚崇。”并对每句话作了详细的讲解。
运城百家讲堂开堂
他说,儒释道三教共敬关公。关公在儒教是与孔子齐名的武圣,在佛教是伽蓝菩萨,在道教是关帝圣君。历代帝王对关公进行了加封,宋代封王,明代封帝,明清两代皇帝还为关公及其庙宇题写了大量的楹联、匾额。其中,康熙题于解州关帝庙的“义炳乾坤”,可谓写出了推崇关公的原因、历史地位及其作用。对关公人物形象及其精神推崇的文字记载,历朝也有许多小说和诗词印证。
世人崇尚、供奉关公,素有“关公庙貌遍天下,五洲无处不焚香”之说。在国内外,关帝庙是传承关公文化的重要载体。“关公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典型和神三者复合的偶像。”王大高说,关公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包容性极广的外延,涉及政治文化、道德伦理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军事文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艺术文化等。
王大高认为,关公崇拜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一是广泛性,二是群众性,三是包容性或复合性,四是官方性与民间性的统一,五是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统一,六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信仰。”他说,关公文化不是一种地域性文化,而是一种全国性文化;不是普通的名人崇拜、英雄崇拜,而是多少年来上至皇家、下至平民百姓普遍推崇的“神”和“圣”的信仰文化;不是只具有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单纯传统文化,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正在转化和融入当代社会,至今仍具有活力的文化。
右起:运城市委宣传部长王志峰、主讲嘉宾王大高、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殿民
关公文化的核心是“义”
在王大高看来,关公崇拜现象的文化核心,正是“义”。他说,在关公所有封号中,带“义”的就有5个,分别是义勇武安王、壮缪义勇武安王、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此外,康熙帝还为其御书“义炳乾坤”匾额。
而他也将贯穿关公一生的“义”概括为7点:仗义而诛、为义而盟、守义而战、护义而降、奉义而辞、念义而释、尽义而终。“在关公的经历中,有这7个很重要的节点,都是体现关公‘大义’的,其中又有3个重要节点,是他的‘义’和其他方面的碰撞,进一步确定了关公‘大义’的地位。”他说。
仗义而诛是关公“义”的起点,是他“义”和“生”的冲撞,最终他选择舍生取义。护义而降是关公“义”和“名节”的冲撞,曹操大兵压境,张辽来劝降,他舍去了自己名节,只为保护哥哥的两个夫人、寻找哥哥,成全了大义。这是关公“大义”达到了很高境界才体现出来的。念义而释很有争议,但最能体现关公的“大义”。在部署时,关公立下军令状要捉拿曹操,但最后还是“义”的理念主宰他放走了曹操。这是他宁可丢掉自己的性命,也要履行信义的实践。
关公的“义”内涵丰富,既有忠义、仁义,也有侠义和信义,从而让他在历史上同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赞扬。
王大高对儒家文化中“义”的三重境界作了解释:一是建立在正当、合宜之上的君子的品德修养,二是完美人格的标准,三是从一般规范和标准引申出的政治、伦理、道德准则。这也说明关公的“义”是儒家文化的生动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关公文化具有现代价值
了解了关公“义”文化的脉络,就更能挖掘出“义”文化的现代价值。王大高认为,弘扬“义”文化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关公崇拜中的‘义’文化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是其核心内容。”他说。
也因此,弘扬“义”文化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在他看来,“义”有3个层面,即情义、忠义、仁义。“‘情义’圈子小,但重情才能重义。这里面包括父母、夫妻、父子、父女等之间的‘义’。‘忠义’包括同事、领导、老师、上下级等,是由忠诚产生的‘义’。‘仁义’包括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弱势群体,再扩大到天地间、大自然等,所产生的仁爱之心。”他说,情义是基础,只有稳固的情义,才能成为忠义之士,继而才能追求最高境界,就是仁义。这也正是关公所拥有的。
关公“义”文化具有一种凝聚力,它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基础之一。因此,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凝聚海内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
王大高认为,关公“义”文化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经济伦理价值,市场经济需要伦理维护和道德支撑。早在1996年,他就写过一篇《关公文化与现代经济》的文章,来表明研究关公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阐述了诚信和恪守信义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讲座中,他还举例,晋商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也是因为诚信使然。
最后,他列举了两副对联:“拜斯人、学斯人,莫糊涂磕了头去;入此庙、出此庙,当仔细扪着心来”“诡诈奸刁到庙倾诚何益;公平正直入门不拜无妨”,希望大家共勉。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王大高先生旁征博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使现场观众进一步了解了关公“大义”的深刻内涵,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文:王捷 图: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