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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登: 香港关公信仰的多样态研究

2021-09-16


《世界关公文化网》编者按: 在香港新冠病毒肆虐之际,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硕士伍晓璐同学,坚持在香港查阅资料,走访学者,赴关帝殿堂深入调研,完成了洋洋万言的硕士论文《香港关公信仰的多样态研究》。

伍晓璐同学是从古城荆州走出去的青年学者。早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曾担任荆州市沙市区旅游局局长、荆州市侨联经济文化联络部部长。曾借调中国侨联参与九届全委会海外团会务接待,多次担任荆州市侨联新春联欢会策划及主持人,荆州市政府赴粤浙等地招商推介会主持人。

特摘录伍晓璐同学论文部分章节,以飨海内外读者。



本文作者伍曉璐(右二)在香港關公文化中心採訪。左一為香港前總警司蔡建祥先生.jpg

本文作者伍晓璐(右二)在香港关公文化中心采访。左一为香港前总警司蔡建祥先生


一千多年王朝更迭,氤氲化润。时值今日,关公坚守春秋义理之道,践行义之精髓,已成为中华民族“义”的文化符号。关公文化和关公精神已融入了中华儿女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构成。

香港有23座大小关帝庙,关公信仰在香港民间十分广泛,除了每年关公节以外,老百姓的家中、商场、武馆,警署,甚至黑社会都很尊崇关公。

为什么那么多香港人崇拜、供奉关公?在香港,关公信仰是怎样一种文化存在,又如何呈现它的独特性?

香港关帝的庙宇有15座分布在新界,主要是因为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条例》颁布以来,新界的居民以移民为主。移民是文化的载体,迁港的国人来到这片土地上开拓新的生活,伴随而至的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都在这里落地生根、发扬光大,关公信仰也不例外。

从太平山文武庙、大澳关帝古庙的功德墙和碑文上可以得知,香港工商业的繁荣使商人和商号成为修建庙宇的重要捐款人,甚至还扮演了寺庙承办者和碑文撰写者的角色。他们在为关帝庙修建带来持续经费的同时,也为区域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某种资金支持,太平山文武庙除每年供奉神祀外,其庙宇和尝产收益还开办学校教育华人子弟,开展华人慈善事业及医疗服务。这让人们对香港关帝庙与区域社会经济的深层联系有了更多认识。


本文作者(右一)在港島校園.jpg

本文作者(右一)在九龙校园


在田野考察中得知,香港殖民时期的关帝庙作为地方公共空间,在处理乡民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太平山文武庙于1847至1862年落成,当时不仅供奉文武二帝,也是华人议事及仲裁的场所。香港开埠初期,华人仍然抱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的心态,遇到是非纠纷,传说诉讼者往往会携带一只公鸡来到文武庙,在庙祝前斩掉鸡头,点燃符咒,在关帝像前立下重誓,求神仲裁,以示清白;因为华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不敢在神灵面前说谎,因此不用惊动警方和法庭,便可化解纷争。这种方式在当时法制仍不完善的情况下,被认为具有法律效力。可见,文武庙是乡委制定禁止及规范性条约、处理诉讼纠纷、解决信用危机、组织社会公益等事务的主要场所,其在上环及中区的中心地位也决定了它具有处理乡村内外复杂关系的能力。

香港华人社团负责人介绍:离开家乡越久远,对中华民族的情越浓,对关帝的信仰越深,关公是联结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当年华人先辈远离故土,下南洋求生,正是关公为他们命悬一线的艰苦生活和打拼提供了精神支柱,正是关公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华人,互助合作,抱团发展,才有了今天华人华侨社团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关公信仰在华人华侨群体传播的核心内容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信仰层面的财神、平安神,情感层面的国家情、故乡情、同乡情。


論文作者伍曉璐(左二)在校園.jpg

论文作者伍晓璐(左二)与同学实地考察


香港旅行社和香港关公文化研究会负责人介绍:农历六月二十四是关公诞辰,2017年以来,香港已成功举办五届关公文化节,每年关公诞辰都会举办盛大的活动,相沿成习。第一届以“忠义仁勇临香港、晋善晋美耀中华”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祭拜和慈善活动;第二届关公文化中心相继成立,第三届以2500名长者的慈善敬老盆菜斋宴拉开序幕......今年第五届关公节,虽面临疫情,也有近500名主礼嘉宾和200多名游客参与,晋港两地旅游经贸合作在活动期间大放异彩。文化节上,千人盆菜慈善晚宴,元朗孝亲活动,晋剧表演,山西剪纸工艺、特色产品展示,弘扬了关公文化,盆菜文化,扩大了两岸三地、香港与各国文化、旅游、经贸领域的交流合作。

香港世界晋商总会负责人介绍:因为关公出生地在山西,所以晋商奉关公为“开山祖师和保护神”。“义中取利,义利分明,信义昭著,仗义疏财”是关公身上的美德,在日常交往中,他希望恪守、忠勇、仁义、礼智、诚信成为晋商做人做事做生意的根本,在香港乃至于全世界有晋商的地方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

香港前总警司介绍:20年前他亲理的一起屯门凶杀案,许久未破,最终犯罪分子到警署自首得以结案,问罪犯原因便和关公信仰有关。罪犯性格偏激、行为恶劣,但心中信仰关公,出于关公“道”之谴责、“义”之担当,促其投案自首。他还谈到,警察出去抓捕犯人、黑社会分子或是晋升职务,要在关公像前祈祷和祭拜,黑社会出去打杀也要拜关公,关帝成为香港社会黑白两道都尊崇的神灵。香港警察和黑社会组织崇拜的关公神像有色彩之分,一个是绿鞋关公,一个是红鞋关公。虽然他们对关公的理解和诠释不同,但都认为关公会保卫尽忠尽义之人,在信仰效用和精神取向上有相似的一面。    

以上访谈后发现,香港不同身份人群对关公的人物理解、信仰原因、方式和特征各有不同。每个群体都会刻画不同的关公形象,以适应自身特定的环境。人们信关公、敬关公、拜关公,关公信仰在香港更具有地化性和民间性。

归纳起来,香港民众信仰关公主要有以下原因:

1、寄托情感:唤起港人对故乡的集体记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民族身份的认同。

2、激励意志:特别是早期华人在香港经商谋生,关公代表了他们开天拓地的个人操守和抱团发展、互助合作的精神象征。

3、经商信条:关公的“忠、义、信、智、仁、勇”是香港商业社会里最需要也最看重的精神质量。以诚为本、以义求利是香港经济领域崇拜关公的价值核心。    

4、教化人心:传承和弘扬关公“忠义”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5、护佑平安:视关公为“保护神”,特别在香港警署等纪律部队中显得尤为突出,护佑工作顺利、出入平安、生活安定。

6、跨国交流:港人走到世界各地,也会把关公信仰带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关公信仰圈,在香港成立的世界晋商总会及其每年组织的关公文化节,逐步推开澳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关公节活动,展示了中国传统的诚信观、义利观和财富观,促进华人华侨之间、国家之间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价值互信和价值共识。

关公信仰在香港产生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英雄崇拜的心理、集体认同心理等,但以上六个方面的原因,似乎在关公信仰产生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历史演变和发展,关公的形象在香港不仅被塑造成为忠义仁勇信的人格化身,同时又与香港特殊的殖民历史、华人需求、工商业发展、政治秩序、国际地位等产生紧密关联。关公的形塑符合香港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很容易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式。所以在香港,关公信仰获得了普及的内在动力,它走进了民间现实生活,影响着普通民众的行为方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香港关公信仰作为民间信仰,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更具普化性。

香港的关帝信仰异彩纷呈,香港民众以其自身的宗教或非宗教信仰意识及心理去礼敬、供养、信奉关公,实现他们对于现世利益的维护,满足自我信仰的需求,获得内心安定和对未来的憧憬,使得关公信仰在香港信仰体系中,逐渐形成丰富多彩的关公信仰方式,体现出关公信仰的民俗化或民间化特征。

香港关公信仰的特殊性在于,凝聚力极强,它用信仰的纽带把信徒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让中西方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族群的人联系在一起,彼此认同, 感觉彼此属于同一群体, 因而产生出许多亲近感。同时,关公信仰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中华文化传承和交往的物质化遗存方式。其广泛传播和延展, 也使得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得以交流融合, 相互了解、理解和谅解, 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稳定社会提供合适的途径。

与其它神祇信仰不同的是,关公信仰不限于庙宇信仰、精神信仰,在香港开放、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中西合壁文化的影响下,关公信仰带上了自由开放的色彩,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宗教的”又是“文化的”,既是“族群的”又是“跨族群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以多种面孔呈现,多种信仰表达,多个族群认同,从而成为香港民间信仰的象征、民间价值观、发展动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来源。因关公信仰衍生出大量的文化产品、文创项目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正逐步发展成为香港一种流行文化,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这都是其他神祇无法比拟的。

(图片由论文作者提供  编审: 朱正明)